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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愉快接受的，有時是既恨又怕，甚至還想幹脆殺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罷朝回來，氣沖沖地對皇后說：“我應當殺了這個鄉下佬。”長孫皇后趕忙問要殺誰，唐太宗說：“魏徵這傢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聽了這話，連忙回去換上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裡。太宗見了，十分驚訝，問她這是在幹什麼，皇后說：“我聽說只有聖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現在魏徵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賀呢？”太宗聽了，覺得很高興。
唐太宗畢竟是一位明君，他雖然也像常人一樣，喜歡聽順耳諛辭，不喜歡聽逆耳忠言，但他還是能剋制住自己的情緒，保持較為清醒的頭腦，所以，他對魏徵既尊重，又保持著良好的感情。
魏徵年老病重，太宗送醫送藥，使者相望於道路，來往不絕，並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許配給他的兒子魏叔玉。魏徵去世後，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員都去弔唁，併為之親自撰寫碑文，刻於石上。太宗對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說了如下的名言：
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這恐怕是歷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榮！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把臣子事君比做女子嫁夫的話，魏徵是三嫁猶不是，直到第四嫁才找到了正主，應該算不得“忠臣”和“好女”了，可偏偏魏徵名垂千古，不要說在浩若煙海的芸芸官僚中，就是在歷代名臣中，他也是名臣之尤，能趕得上他的，恐怕還不是很多，原因何在呢？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是一位巧忠良臣！說他巧忠，是因為他歷事諸主，並不一味地愚忠，為一家一姓乃至一人去無謂地獻出生命，但他又不是見風使舵，投機取巧，更不是為了個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殘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個準則，那就是上安君國，下報黎民。有了這個基本準則，他就可以明確自己“擇主”的標準，而不是隨便摸過一個就奉為神明。從歷史事實看，他先事元寶藏，後事李密，再降李淵，又投入竇建德軍中，繼而被皇太子李建成召為洗馬，最後被唐太宗李世民重用，任何一次都不是他主動積極地尋找或是投奔，而是形勢所迫。但一旦進入，他又總是採取較為積極的態度，主動地尋找機會，希望能夠成就一番事業，當建議不被採納或是機會不好時，只能說明他所遇非人，應當別就高明。所以，如果用“忠”字來概括他的前朝經歷，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這一點，在他對待其舊主人的態度上也極其明確地表現出來，他在為李密寫的墓誌銘中，決不計較個人的恩怨，決不抱怨李密沒有聽從自己的建議，而是充分肯定了李密的英雄本色，對他表示尊重，寄予了同情。
說他是良臣，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樣，既使自己贏得了名聲，又使君主獲得了聲譽，還使國家人民得到了好處。他在進諫之時，不僅不為自己的實際利益乃至性命考慮，也不為自己的名譽考慮，實實在在，有什麼問題就講什麼問題，苟且偷安、沽名釣譽與他無涉。所進之言，皆於國於民有利，動機與效果得到了很好的統一，因而成全了君、臣的名聲，造福了國家人民，贏得了時人和後人的尊敬和讚揚，故稱之為良臣。
在中國歷史上，唐太宗恐怕是最善於納諫的封建帝王之一，魏徵也是最善於進諫和敢於進諫的名臣之一，兩者相互促成，相互依存，無唐太宗便無魏徵，無魏徵也難得唐太宗。君臣二人，可謂明君與賢相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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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權術的千古名人（1）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是好人！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偉人蘇軾對他弟弟蘇轍說過的一句話，用這句話來描述蘇軾的一生，實在是再恰當不過了。
在中國歷史上，的確充滿了陰謀和鮮血，但歷史畢竟還是公正的，如果歷史全讓那些搞陰謀詭計的無恥之徒佔去了，中國的歷史就不會如此延續下來。
在“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四川眉州，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6年），城內蘇家誕生了一個嬰兒，其父蘇洵抱過嬰兒，忽見嬰兒背上赫然生著一顆黑痣，驚喜地對夫人說：“夫人，你看孩子背上的這顆黑痣，生在正中，猶如太空中的星斗，兆應才華橫溢，如江水浩蕩，不納濁流，日後必可成材，充當國家的棟樑。”待蘇洵仔細觀察孩子的面部，又不禁心頭一沉，但見天庭飽滿，鼻如懸膽，尤其是一雙眼睛，猶如兩泓山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