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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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渠道的。這兩封信後來作為周恩來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1973）21號檔案的附件，在全國印發直至公社或區級，然後口頭向全民傳達。李慶霖的名字傳遍了全國各個角落，他的敢做敢為被人們廣泛稱頌＇　然而，這令莆田縣的地方小幹部勃然大怒，覺得那是針對著他們的。隨後他們就立即想法抹黑李慶霖父子，聲言李欺騙了毛主席。他們的頂頭上司比較聰明，嚴厲批評他們的做法，把其中一人撤了職，另一人給調走了。劉小萌，前引，頁365。＇。李老師本來政治上並不清白，1950年代有過些政治問題，現在一夜之間成了全國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之後又成了在縣級、省級、甚至國家級都有話語權的領導人＇　李慶霖在1957年被插上了“白旗”，因為他的學生沒有一個考上公立初中。他也無法證明自己從來沒有參加過“三青團”。多虧毛給了他覆信，過去那一切都隨風吹走了，再不會剋扣他的工資了。他加入了共產黨，升任為縣教育組副組長、知青辦副主任、省高校招生領導小組副組長、全國四屆人大常委、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成員以及福建省知青領導小組組長。此外，他的家人也都沾了他的光：妻子獲得了一份工作，孩子們也在農村得到重要的職位。長子入了黨，幼子入了共青團。1973年長子還被推薦上大學，不過他拒絕了這一提升。由於父親的政治資本是建構於“送子務農家長”模範的角色，他很難接受這一點。後來，當“教父”們倒臺的時候，李慶霖就為他的社會成就付出沉重的代價。見本書，頁183。＇。毛的覆信不只是在這位卑微的教師的命運上產生了效應，而且還引出了機制上的一場總的改革調整，那就是在由周恩來召開的一次最高領導人會議上草擬的，後來在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全國工作會議上定下來的。這是1966年以來第一次，是下鄉運動的轉折點，反映出上層內部各派勢力經重組而處於比較均衡的狀態。儘管仍然是毛第一個提出，但立即跟上來的是政府行政機關總動員，決心全力發揮橋樑作用，把偉大領袖的指示在現實中貫徹到底。這件事充分反映了毛與周的政治作風，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前者給李慶霖覆信的做法顯示出他對他已掌握的權力領袖魅力無限眷戀，也讓人看出他對那些把他自己和人民分隔開的官僚幹部們缺乏信任。毛沒有像平常那樣把覆信交給下面的人，再囑咐幾句，而是讓他的保衛隊長汪東興從稿費中取出300元，連同覆信透過郵局一起寄去＇　這筆錢相當於李慶霖6個多月的工資，但對毛來說是微不足道的。毛的日常開支都由國家負擔，專門銀行的戶口裡集聚了長年的毛選版權費，直至他去世的1976年，已經高達7580多萬元。見程再思的一篇似乎資料相當豐富的文章，《動向》2001年10月，頁21…23。＇。他還詢問李是否共產黨員，假如不是，應該吸收他入黨，此外又推舉李作為即將召開的十大代表。周恩來一得知情況，就立即行動起來。4月27日，李收到覆信後的第二天，周就召開了中央高層次的會議討論上山下鄉運動問題。他強調：“我們一定要把這項工作做好，不能再讓主席操心了。”毛的那句“全國此類事甚多”，其實就是對政府工作不言明的批評。周急不可待地回應毛的意願，但同時藉此機會就把文革前運動的一些特徵（如經濟發展的考慮，細心的管理及按計劃辦事）重新使用於1968年發起的運動中。因此，周在那次會議上提議制定一份1973…1980年期間的計劃。無非是關於如何挽救他1963年制定的那份被文化革命打亂了的15或18年規劃。他還提出好幾項措施，旨在改善知青的生活條件，此外又要求清理他們的個人檔案，尤其搞清楚他們的階級成分問題。實際上，自從林彪身亡後，相當多的幹部已經得到平反，有的正在平反中。然而，地方幹部通常沒有及時把這些在外地出現的政治性變化紀錄到有關子女的檔案裡。結果這些孩子回到城裡繼續遭到歧視。令周及其他領導人不快的＇　中共黑龍江省委在1972年11月就已經發出緊急通知提出這個要求；顧洪章等，《大事記》，頁106…107。＇並不是因出身不好遭受歧視，而是領導人的子女淪為受害者。

上述會議主要決定了要準備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遵照該會精神，來自不同組織機構的70名幹部分作13個調查組，分派到12個省，對知青的真實現狀撰寫報告，並提出解決辦法＇　為準備1973年會議所作的一系列工作給這場運動的研究提供了極為有用的資料，起碼對那些有意接觸這方面研究的人士更為有用。＇。由華國鋒主持的這次馬拉松式的全國會議197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