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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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工程”）裡寫明必須利用社會上對下鄉運動的不滿情緒，他誣衊這場運動為“變相勞改”，並揭發毛利用紅衛兵先作“炮灰”，事後又作“替罪羊”，企圖以此獲取群眾的擁戴＇　這份檔案的全文收錄在Y。　M。　Kau的The　Lin　Biao　Affair，頁81…90。＇。不知道是不是原文版本＇　果真如此，那很明顯是林彪厚顏無恥地利用人民群眾對各種政策措施的不滿情緒，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主要的制定者之一。正像李一哲在大字報上所說的：“林彪的　571　不過是企圖把受他的體系損害的人民群眾，當作一種　借用力量　”；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頁86。＇。不管是不是，在1972年公開“揭露”　這些片斷，反映出當局決心面對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有意將大批老百姓對下鄉運動的消極思想和一個背叛祖國、眾人唾棄的叛徒拉上關係。

為了不讓群眾表達意見，中共經常使用的宣傳手法之一，就是把群眾自發產生的思想念頭與階級敵人拉上關係，這要比簡單的查禁有效得多。在1973…1974年間的批林批孔運動中，這種手法又被反覆使用。

運動的重整及重新啟動：1973…1976

運動繼續進行，但進度減得很慢了，這樣過了兩年，1973年春的經濟和政治形勢要求重新推動這場運動。一方面，工業增長速度放緩，必須減少招聘固定工的人數，因此就得增加下鄉的人數。1973年1月7日至3月底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決定1973年全民所有制企業單位不再招工，同時還必須精簡100多萬職工＇　顧洪章等，《大事記》，頁108。如同通常那樣，那些決心立意都沒能堅持，1973年國家機構職工增加了150萬。不過，當局本來就是有這樣的意圖。＇。另一方面，林彪事件開始“被消化掉”了，毛派分子企圖採取政治主動。由於下鄉運動和教育一樣與毛壟斷的思想領域有直接的關係，因此就形成特別有利的地盤。領導內部的兩大派別都一致同意將下鄉運動提到工作日程上　。

知青家長李慶霖致毛澤東的信及全國工作會議

重新啟動運動，就必須伴隨機制上的調整。事實上，運動開展4年多以來已經湧現出眾多明顯的社會問題，還引起了普遍的不滿情緒＇　見本書第九章。＇，再次啟動可能會令情況更趨嚴重。最終促使各個環節上調整的，卻是透過1970年代中國古老的“告御狀”形式。追溯那些調整的源頭，顯而易見的是福建省的一位教師，他在1972年12月20日以“告御狀”的方式給毛寫了一封信，隨後無上光榮地收到偉大舵手的親筆覆信。李慶霖是莆田縣一個小鎮上的小學教員，有兩個兒子，老大已經下鄉插隊，老二16歲正準備動身下鄉。老大在鄉下掙的根本不夠維持生活，甚至連理髮的錢都沒有。只有45元月薪的李老師，妻子沒有工作，還得不時寄錢給大兒子，讓他可以在黑市上買糧食吃。在寫給毛的信中，李首先詳細地描述了兒子的情況，而且毫不掩飾自己對兩個孩子的前途非常擔憂。之後，他還斷言當局沒有做過任何努力去解決知青在農村遇到的問題，然而所有的高幹子女都“走後門”回城了＇　“李慶霖事件”在當時或稍後的資料來源都很多。至今能找到的最完全的檔案資料在劉小萌的《知青史》，頁355…367，以及在顧洪章等的《始末》，頁116…121。M。　Frolic在Mao　s　people，頁42…47，以英語做了介紹。＇。這份上書自然也是一紙“御狀”，李慶霖小心翼翼地託付毛的表侄孫女王海蓉（也是他的翻譯兼秘書）把信交到領袖的手上＇　李慶霖透過“關係”曾接觸過王海蓉；見金大陸，《世運與命運》，頁31。＇。1973年4月25日，李慶霖身上發生了近似神蹟的事。毛居然給他寄來300元人民幣，還附上一紙短柬：

“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上面很快就派了調查組下來進行核實，彙報說左右鄰里都爭相跑到李家，為的是親手摸一摸那幾張人民幣鈔票，還向李建議：“不要花了這些錢，這是毛主席的錢，要用紅紙包起來，傳給子孫後代”＇　這的確是李慶霖所作的事。後來3張鈔票存放在李慶霖居住的一個鎮儲蓄所的保險箱裡。李當年寫信給毛主席時所用的桌子已經搖搖晃晃了，可他怎麼也無法下決心把它處理掉。見顧洪章等，《始末》，頁119，以及胡發雲等，《滄桑人生》，頁32。＇。然而，這封信，如同李慶霖自己寫的那封一樣，直到6月才被傳達下去的，而且是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