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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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小組”。在絕大多數情形下,是生產大隊長和生產隊長抓(或不抓)知青問題,有時指派一個農民去負責。根據1973年政策變動中提出的建議,以及我們採訪所得到的資料,在頭幾年裡地方一級組織的工作漏洞百出。1968…1969年間,由於文化革命後行政組織解體,某些地方就出現了很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軍隊出來幫助農民接待知青' 新華社訊,1969年6月26日,刊於SWB,1969年7月15日。'。當年無處不在的軍隊也接手了國營農場,並改組為隸屬於每個軍區的“生產建設兵團”(簡稱“兵團”)的軍隊農場' 除了那些歸地區、縣或市監管的最小型的以外;見《黑龍江省國營農場經濟發展史》,頁371。'。這種農場軍事化僅僅持續了幾年。
從1970年春起,中央政府,乃至省政府,都意識到地方基層一級在開展上山下鄉運動中湧現出的眾多問題。最令人擔憂的是挪用國家撥給知青的安置經費。有些地方幹部真的把這筆錢看作是意外之財,可以滿足他們的個人需要、完成某些集體工程或者甚至拿出一部分來大擺筵席兼大家分錢,從而提高自己的威望。至於國家低價供給知青建房用的木材,就經常移作他用(比如說給老人做棺材)或者以劣換優。一旦錢到了手,地方幹部就慫恿那些城鎮青年回家或到別的村子去,這種情況並不少見。有些幹部還虛報知青人數,希望藉此能得到更多補貼' 顧洪章等,《大事記》,頁91…92,及劉小萌,前引,頁284…287。'。
正正是為了抵制低劣的組織工作以及各種破壞行為,1970年5月12日中央釋出了由毛親自批示的'1970'26號檔案,要求各級領導把下鄉知青的工作擺到重要位置上' 6月23日發出一條指示,專門談到安置經費的使用,並強調嚴禁挪作他用;顧洪章等,《大事記》,頁92…93。'。這份由國家計劃委員會軍代表起草寫就的檔案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既含糊不清又雜亂無章。5月23 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改造世界觀”的社論,重新肯定學生下鄉運動及幹部下放在意識形態上的深遠意義。在1971年8月13日公佈了經偉大領袖同意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再一次強調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就是在這個檔案中提出“兩個估計”,否定了文化革命前17年間的教育路線,我們在前文已經談及' 見本書,頁41。'。
大潮中的低潮:1970…1972
儘管意識形態幾乎固定不變,實際情況卻變化得很快。自1970年秋起,特別是1971…1972年間,遣送下鄉的速度明顯放慢了,而中央對這一現象沒有做任何政策上的決定。下鄉人數大幅度下滑:1970年106。4萬(僅為1969年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萬,而1972年又再降至67。39萬' 見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前引,頁110。'。這種放緩的原因可以從兩方面解釋:一是經濟恢復了,教育重新上了軌道;二是社會上對下鄉運動的抵制,而當局的決心又較前減弱。
全國工業總產值在1967…1968年間下跌之後,在1969年上升了34。4%,而在1970年上升了30。7%' 《統計年鑑》,1983年,頁215。'。這些鼓舞人心的成就使領導人對前途重獲一定的樂觀,他們正在歡天喜地地準備第四個五年計劃。為了實現計劃,也是為了滿足職工安排子女的要求,企業準備在1970…1972年間大量增聘人手。中央政府在招工問題上的失控是顯而易見的:本來預備在1970…1971年間招聘306萬職工進全民所有制企業單位,結果招了933萬' 顧洪章等,《大事記》,頁101…102。'。1971年12月16日至1972年2月20日召開了全國計劃會議,周恩來指出基礎建設鋪的面太廣,導致“三個突破”:全民所有制職工人數突破了5千萬,工資支出突破了300億元,商品糧食銷量突破了800億斤' 同上。'。人們將之稱為“小大躍進”,雖然結局沒有像1958年那樣悲慘,但也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工業總產值的增長在1971年下降到14。9%,在1972年則下降到6。6%,因此就導致了這兩年的工業生產率總共下降了4。6%' 《統計年鑑》,1983年,頁215。'。然而,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並不足以找出解決辦法。1972年,這種狀態仍在繼續。計劃在國營企業單位增加100萬職工,最後真正招進的人數為292萬,這裡還沒有把招進集體企業的150萬計算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