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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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熱代替組織

我們可以說，從1968年底到1970年夏，這場運動是處於形式上最正統的時期，那也是一個原則上人人必須下鄉（無定期）的運動時期。這個階段的純粹的革命性不止表現在意識形態目標至高無上，而且可以由中央組織能力的減弱來解釋。實際上，譚震林在1967年2月就靠邊站了，從那以後，“領導小組”以及該辦公室也銷聲匿跡了。當時，再也不是中央計劃排程直接管理的時期，而是在開展運動的全過程中體現落實高於一切的思想意識形態。在毛派分子看來，偉大舵手發出的指示及思想足以令工宣隊與軍宣隊在學校裡好好動員並組織學生下鄉插隊。然而，就在這個混亂時期，中國的官僚機構仍然湊湊合合地繼續扮演它的角色。當然，那是在周恩來保護之下（毛心裡明白不能完全把他甩掉），堅持執行落實領導人的各種政治決定。因此，很可笑的是，中央安置辦公室在“地下”繼續工作，還搬遷了兩次。1969年12月國務院農林辦公室撤銷了，屬下的安置辦就併入勞動部，由該部的軍代表負責領導。但是，平時把別人送到鄉下去的中央安置辦幹部自己都下放到“五七幹校”去了，只剩下兩個沒去。至此，在中央一級只有兩個幹部在負責管理從1960年代初就下鄉的600萬知青。6個月後，1970年6月，在一次大規模的政府機構重組中，舊的安置辦作為勞動部屬下的一個普通的安置組，被併入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　顧洪章等，《大事記》，頁89、93。＇。雖然這個名字不再出現在報刊上，但仍在繼續運作，並出版內部通行的“上山下鄉簡報”。這個組其實是替國務院起草準備有關下鄉插隊的計劃。儘管工作條件差了，制定計劃者的專業水平也不太高，但繼續有計劃開展這場運動是原則，政府沒有放棄過，計劃照做。因此才會有後來的全國計劃會議。會議是由軍代表、老幹部代表及老紅衛兵代表組織，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在北京舉行。會上透過了1969年計劃綱要（草案），其中包括繼續動員400萬知青上山下鄉。這一龐大的數字顯示出當時革命的狂熱如何壓倒基於現實的理智。人們思想的出發點是：下鄉運動應該是涉及到全體知青的。該次會議的最後一天，有的代表問，如果城裡的工廠需要勞動力，怎麼辦？周恩來明確地指出三個解決辦法：一是招收城市出身的轉業軍人，二是召回機關單位的下放幹部，三是吸收群眾推薦的高中畢業生或中專生＇　同上，頁85。＇。他的這一番話突出地顯示了上山下鄉運動政策已經經歷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文化革命前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人們不知道怎麼辦；可是到了1969年，不知道的是城市青年下了鄉，工廠該怎麼去找人替代他們。

在地方一級，自然出現下鄉運動的組織問題，因此當局就針對需要設立了各類辦事機構。至於機構的名稱，真正五花八門，可見那臨時湊合的性質。北京在1967年4月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設立了“招生、分配、就業領導小組”，屬下有“安置就業辦公室”（簡稱“安置辦”）＇　《北京志　勞動志》，頁45。＇。許多省稱作為“安置工作辦公室”或者“上山下鄉辦公室”，也有的用畢業生分配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名稱＇　顧洪章等，《大事記》，頁86。＇。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成立“四個面向辦公室”，主管全部畢業生分配工作，其中也包括下鄉的知青＇　《湖南省志　綜合經濟志　勞動》，頁68。＇。這些不同的辦公室可以直屬革命委員會或者該委員會屬下的專職“小組”（管生產、行政、教育、政治，等）＇　顧洪章等，同上；劉小萌，前引，頁275…284，尤其是第279…281頁上的表5…2，清楚地顯示了省一級負責上山下鄉工作機構的極端繁複。＇。每個省內，不同行政級別負責下鄉運動的工作機構又有紛亂雜陳的各種名稱。在接待的地方，一般由抓教育及青年問題的幹部負責知青的一切。後來，在全國慢慢地（並不是統一的）變成特別委派幹部去專門執行這一任務。在江西省安源縣，1969年1月7日成立了“五七大軍領導小組”，屬下有一個同名的辦公室＇　《安源縣知青志》，頁4…6。＇，管理所有下鄉的人員，包括知青、下放幹部以及城市閒散人員或出身不好的＇　據河北省電臺廣播，1970年10月30日，刊於SWB，1970年12月12日。＇，就像那個時期大多數的這類機構一樣，在名稱上冠以“五七”，以示與“五七指示”有關。到了公社一級，經常是抓教育和青年問題的党支書負責管理知青。有的地方，在公社一級，甚至在生產大隊一級，設立“再教育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