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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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齷�嵩�1955年寫下那著名指示＇　見本書，頁57。＇。該公社理所當然地成了使用知識青年的典範，從1955年的35名農村知青，發展到1976年的千餘名農村及城鎮知青＇　劉小萌，前引，頁549。那個迅速電氣化、機械化的公社在1969年底就已經有鄭州來的400多名知青；見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69年11月，頁35…38。＇。模仿毛（或說是帝王）的作風，江青派了她的一個親信浩亮＇　浩亮是位著名的京劇演員，尤其以他在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裡的造型而揚名全國。他的原名是錢浩亮，但江青要求他改名字，捨去“資本主義”銅臭味兒的“錢”姓。他言聽計從，他的忠心使他在1975年登上了文化部副部長的寶座。＇立即把信送到了該公社。浩亮聲稱，這封信也是給“全國知識青年”的。江青越過負責這方面工作的行政機構，企圖在下鄉運動的政策中插一手，擴大極左派在知青這一特殊社會階層裡的影響。她要求那裡的知青積極參加批林批孔，還恭喜他們取得“堅持鄉村的偉大勝利”。言外之意很清楚：返城就是失敗。不過這一主題概念到1976年才得以公開擴充套件。江的這封信經知青辦的渠道傳遍了全國＇　關於這件事，見劉小萌，前引，頁548…555。亦見顧洪章等，《大事記》，頁126…127，及《始末》，頁139…140。＇。然而信沒有在報刊上發表，因為周恩來示意把此事壓下來，以限制影響的擴散＇　顧洪章等，《大事記》，頁127。＇。這封信顯然是極左派針對知青的總體行動的一部分，樹立典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除了我們上面談過的，還有兩個模範也值得一提，一個是遼寧的，一個是上海的，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因為那兩個地方是極左派勢力的大本營。

吳獻忠1968年在撫順中學“畢業”（之前曾是紅衛兵運動的積極分子），隨後下了鄉，在農村她對農業生產以及對宣傳隊工作無比熱誠，表現突出。她多次拒絕回城，甚至拒絕應招進大學，這是她獲得光榮稱號的最主要原因。後來她當上了公社共青團團委書記和黨支部副書記，但是她拒絕當脫產幹部領取工資，寧願繼續掙工分。毛遠新聽說了這位女知青，決定把她樹立為典型。1973年2月1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出了有關她的事蹟的文章，題為“紮根農村幹革命”，從此這就成了極左派的主要口號之一。1973年8月她還作為代表參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9月14日《遼寧日報》撰文稱頌她為“反潮流”英雄＇　劉小萌，前引，頁555…557。＇。

1969年4月，年方17歲的朱克家就從上海去了雲南南部邊境地區的西雙版納插隊。他首先是名漢族好青年，願為少數民族獻身，給他們帶去文明的曙光。他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不僅學會了說還學會了寫傣族語，另外還掌握了農業技術。1970年12月他搬到愛尼族居住的山寨，那裡的生活條件更艱苦。他幫助建立了一個小小的水電站，令窮苦的愛尼族人能夠用上電，此外又幫他們縫補衣服、修理農具。他是寨子歷史上的第一個理髮師傅，同時還講課當教師。他因此得到山寨農民的一致好評。1972年被推薦去上大學，但他拒絕了。1973年3月，姚文元在上海聽說了這位知青的事蹟，立即派了兩名記者飛赴雲南。他們兩人各自寫了一篇過分誇大的讚揚朱的文章，同時又幫他完成另一篇，題為“我深深愛上邊疆的一草一木”。這三篇文章首先發表在上海的兩份報紙上，然後就刊登在1973年5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跟著全國各大報刊都轉載了。在姚文元和張春橋的干預下，朱在4月被吸收加入共產黨，8月就作為代表參加第十次全國黨代會，而且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是最年青的一個。後來，他被安排進入王洪文組織的“工農幹部讀書班”深造，王還單獨接見了朱。1974年5月朱升任雲南省批林批孔辦公室副主任，不久又被任命為共青團雲南省委書記。1975年1月他參加了第四屆全國人大，而且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　同上，頁576…579。＇。朱克家晉升的速度與廣度都是史無前例的。

吳獻忠和朱克家兩個都是“紮根”農村的典型。正如曾經談過的其他典型，他們屬於與極左派政治上有千絲萬縷關係的那群知青。既然得到了急速提升與極度榮耀，他們就得作出報答，從此忠心耿耿為後來的四人幫鞠躬盡瘁，充任他們的馬前卒，向敵人開火。

知青婚姻這個棘手問題同樣也受到“兩條路線鬥爭”的影響。從1969年到1973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