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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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建省的這個月，辭職在家的上海鐵合金廠保管員楊懷定從《解放日報》上看到了一則訊息：從當年4月21日開始，中央開放了上海、合肥等7個城市的國庫券轉讓業務試點。楊懷定向在合肥工作的弟弟打聽了一下，得知合肥銀行國庫券買賣價為96~98元，這與他所在的上海的100~103元，一進一出差價可以高達5塊錢。楊懷定第二天就帶著集資的10萬元，搭火車趕往合肥。在合肥他吃進10萬元國庫券，再回到上海迅速倒出。倒出時，為了不被上海金融系統發現，他故意把異地封條撕去，並打亂證券的號碼。在之後的一個月裡，他跑遍其他６個城市，在上海銀行國庫券日成交額約70萬元時，他一人就佔去10萬元，現款多到只能用旅行箱來搬運。辭職一年後，他成了中國第一個靠資本市場達到百萬財富的普通人。
這年，中國人無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生活在自己製造出來的大漲大落的情緒之中。這年８月份，中國奧運軍團出征漢城奧運會。報紙上設了猜金牌的活動。在1984年重返奧運賽場即得15枚金牌的鼓舞和心理慣性下，所有競猜者都把金牌數量估計在上屆洛杉磯奧運會的15枚之上，只有一名工人估計中國金牌也就在四五枚的樣子。這種消極的預測與群情高漲的國家情緒非常不符。但是不幸被他言中了，中國在漢城奧運會上真的就只得到５塊金牌，這比在獎牌大戶蘇聯缺席的1984年少了10枚。當媒體問他是怎麼猜對的時候，他說他看過一本叫《強國夢》的書。
從此，33歲的山西青年作家趙瑜成了眾矢之的。趙瑜在1988年元旦收筆的《強國夢》和漢城奧運會後的《兵敗漢城》中毫不留情地向體育界發出前所未有的責問：體育的功能被顛倒了，還有什麼積極意義？金牌的背後是什麼？高尚的體育競賽何以變得如此庸俗低鄙？絕大多數人只有“看”的機會，卻無“幹”的場合，金牌的意義何在？被激怒的相關單位很快就摸弄清了趙瑜的底細：曾受訓于山西省少年籃球隊、省青年腳踏車集訓隊，1983年考入晉東南師專政治系，1985年進入地區級文聯。於是他被定為“體育戰線上貨真價實的變節者”。而趙瑜卻認為自己是在堅守著對體育強國的忠誠：“讓我們承認危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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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節：1993，危局（1）
1993，危局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號稱“天下第一莊”的大邱莊，通往外界的每一個路口都被持槍武警把守住了，從1992年底一直等到1993年開年，禹作敏，曾經的全國優秀鄉鎮企業家已經看不到任何希望，儘管在春節晚會那一夜他還能在電視螢幕上露一下臉。
1992年12月13日，大邱莊一家公司的業務員危福和因涉嫌貪汙，被私刑逼供致死——他並不是這個村裡被私刑逼死的第一個人。兩天後，前去調查的檢察機關人員被拘禁13個小時，如果不是天津市長下令，他們還將繼續被拘禁在這個由15支槍2 000發子彈非法武裝起來的莊子裡。當然，這個村裡還有家獵槍廠。
1993年2月18日，在調來400名武警圍困村子之後，萬餘村民持械對峙。在雙方僵持的近兩個月裡，３月16日，禹作敏到北京參加了全國政協大會。這次大會上77歲的榮毅仁當選國家副主席，全國政協還吸收了20多位私企老闆，這一年非國有的鄉鎮企業已佔中國工業一半以上。
４月中旬，在８名精壯“保鏢”陪同下，開了４輛車進天津的禹作敏沒能再回到大邱莊，他被拘捕了。這年８月27日禹作敏因窩藏罪、妨礙公務罪、非法拘禁罪、行賄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這位能夠說出“完善的經濟效益之花，必然結出豐滿的政治之果”的農村老漢真的把自己和改革開放的政策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了，因為媒體在報道大邱莊的熱潮中已經把他捧成了“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他主持大邱莊期間最盼望鄧小平或者江澤民能去視察一次。但是在他服刑之後，改革開放依然繼續。他的朋友、在大邱莊事發後曾寫信安慰過他的另一位鄉鎮企業家魯冠球看到，並沒有因為禹作敏這顆開放的果實出了問題，富民政策就有所改變。
禹作敏沒能等來鄧小平和江澤民，江澤民在這一年視察農村工作時見了另一位黨的書記——荊門市團林鎮黨委書記李玉森，這位基層幹部不擅長阿諛奉承也不懂得規範化的工作彙報，他向江澤民提了一沓民間順口溜，“農村幹部雄赳赳，又催種來又催收；農民群眾氣昂昂，又罵爹來又罵娘”。這彷彿是跟熟人談他們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