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東史郎交往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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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畫，畫面上是成堆的屍山，還有日軍正在刺殺和砍殺中國人。年青的畫家夫婦在《南京零距離》記者的陪同下來紀念館找我，希望幫助他實現將此畫送交日本大阪國際和平中心。為其精神所感動，我立即撥通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副總領事瀨野清水的電話。瀨野是個對歷史頗有研究的“中國通”，曾多次來館和我交流與探討，他有句富有哲理的話：“國與國的關係，說到底就是人與人的關係”，一直是我贊同並經常在外事接待引用的，是個有良知的日本外交官，我信得過他。果然，當我說明情況後，他毅然同意接受和幫助轉交。第二天，他在上海接受了夏小龍的畫，實現了畫家的夙願。這件事在南京產生了很好的影響，我想，如果日本多一些像瀨野那樣的外交官，中日之間多一些互信和互助，兩國關係一定能搞好。

東史郎敗訴的訊息，曾經引發南京市政協會議的熱議，並且引匯出一部詩集和一臺民族交響樂的誕生。

記得那天上午，我在館裡寫好併發完“抗議信”和“聲援信”後，回到市政協會場時，已是上午10時30分，大家感到很吃驚，因為我這個行伍出身的人，開會遲到絕不是我的風格，通常我都是提前到會的。

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馮亦同、市民樂團團長雷建功等委員，聽完我的解釋後坐不住了，大聲疾呼說：“不是說要我們委員參政議政嗎？這就是最大的政治，請市政協領導同志來，我們有話要說。”

南京市政協副主席張伯興被請到了我們這個文化藝術界小組，來參加討論，聽取委員們的意見。討論的主題從南京市的工作一下提升到國際話題，因為涉及南京大屠殺歷史，大概與南京有關聯，委員們群情激動，個個踴躍發言，且言辭懇切，對日本最高法院的違背歷史事實的判決表示強烈抗議。

與會報道的江蘇省和南京市的傳媒記者，特別是從北京應邀來南京報道的《人民政協報》記者聞迅後，紛紛來到我們的會場上聽取委員們的發言，作現場採訪。

當天晚上和次日早晨，各家媒體都競相刊載了《南京市政協委員們抗議日本法院對《東史郎日記》案的無理判決的訊息。

《人民政協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用了大半個版的篇幅報道了這一訊息。據說，時任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同志，看到該報刊登的這條訊息後，還專門作了長長的一段批示。

第八章　在東史郎敗訴的日子裡（8）

自此起，東史郎敗訴，成為連續幾天的南京市“兩會”中委員和人大代表們熱議的話題。會議結束後，仍然有相當多的人不忘這個話題。日本最高法院對《東史郎日記》案的不公正判決，給他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們在思索：我們該做點什麼？我們能做點什麼？

差不多就在南京市“兩會”閉幕後的第一個星期天下午，我正在館裡忙碌著。突然接到馮亦同主席打來的電話，說他此時正和雷建功團長在鼓樓大鐘亭茶社，有要事相商，要我無論如何能來一下。

馮主席是我非常敬重的文學老前輩，作為南京一流的文化大師，不光詩文是我最喜愛和崇拜的，而且道德為人也是我的楷模。我擱下電話後，立即驅車趕往鼓樓。

南京的鼓樓始建於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鼓樓內原設有大鼓兩面，小鼓24面及其他禮樂鳴器，明代用以報時，迎王、選妃、接詔等大慶用，現均已不存。清初，樓毀基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曾登臨四望，風景民情盡收眼底。次年，地方官吏在鼓樓基座上樹碑建樓，並更名“碑樓”，故有“明鼓清碑”之稱。

在鼓樓附近，有一個小小的庭園，古色古香。因其園內有一個懸掛著一口六百多年前（洪武二十一年九月）鑄造的重約4·6萬斤的大鐘，稱之為大鐘亭。

選擇這麼一個古雅典樸的地點聚首議事，我從心底不得不佩服文化人特有的品味和情趣。

入得茶社，坐定後，還是馮老用他那慣有的詼諧語言開啟話匣：古有桃園三結義，今有三委員談東史郎。

雷團長在民樂團裡是吹蘆笙的，是國家一級演員。可能是幾十年來刻苦修煉吹奏的緣故，所以他談笑時的音量足夠大，其分貝值比常人要高出許多，常常能起到感化別人的特殊功效。

三人談得很投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一拍即合。大體是，東史郎的敗訴，說明了人們對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的認知還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們有責任作一些努力。

於是，馮老提出他作為南京詩詞協會的會長，願意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