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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節連線和增強表現力等多重角色，彩色琉璃瓦則可提升屋頂表現力；臺基—解決基礎問題並與巍峨的屋頂相配；平面佈置—大多均衡對稱，有時在園庭、別墅、宮苑中也為求浪漫變化而出現曲折變幻。34
前面提到，伊東忠太用七點概述“中國建築之特徵”：宮室本位、平面、外觀、裝修、裝飾花樣、色彩、材料與構造。林徽因則概述了中國建築在木結構框架體系的基礎上，發展出五種典型特徵：曲面屋頂、斗栱、色彩、臺基、平面佈置。兩相對照，林與伊東的總結有相當的重合之處，但也有根本不同。
第10節：
與伊東忠太的觀點，以及所有以往關於中國建築的論述相比，林徽因的最大創舉在於：首次以“結構理性主義”為標準（強調合理結構對建築形式的決定性，提倡美學與結構的高度統一），來詮釋中國木結構建築的所有重要特徵。這一全新正規化的建立，致使她的所有判斷，即使其中很多觀點是借鑑他人而來，都一下子獲得了全新的意義。比如，她在“平面”中關於大部分建築呈對稱佈置，但也有些追求曲折變化的論述幾乎與伊東的“平面”觀點完全一樣，而且她對形成平面佈置背後的社會原因的簡略討論—宗教思想和儀式、社會組織制度和習俗慣例等，也與伊東的“宮室本位”分析類似。
但與伊東不同的是，林還提出中國建築平面上的“間”是由獨立的柱子限定的。也就是說，除社會因素外，林還指出結構因素：林的“曲面屋頂”與伊東的“外觀”中對屋頂的論述有重合之處，但林不但把“屋頂”從伊東籠統的“外觀”範疇中單列出來，還特別強調屋頂的結構和功能性。二人都論及“色彩”，但林強調色彩對結構的美化作用和功能性，而伊東主要從中國人的文化習性談色彩品味。林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不單把“中國建築”縮減為木框架建築，還更進一步把“斗栱”單設為一個範疇，強調它是中國建築中最體現結構與美學結合的部件；而伊東在“材料構造”中則比較中性地概述了多種結構體系，在講木結構時僅僅簡略提到斗栱而已。還有，伊東的“外觀、裝修、裝飾花樣”三個範疇，在林的“特徵”中根本就不存在，顯然它們被林看作是次要的，附屬於結構的填充物或裝飾物。最後，二者還有一個重要差別：林將伊東完全沒提到的“臺基”列為一個範疇。林的解釋文字在這裡顯得不太自信。她說“臺基”雖然“沒有特別可議論稱揚之處”，但它起到某些基礎作用，對襯托“壯偉巍峨的屋頂”是必要的。林這一選擇其實意義重大：屋頂加斗栱與樑柱，再加上臺基，才真正契合西方古典建築三段論的美學體系，也才構成他們將中國建築與西方建築相類比的條件。我們看到林以後的文章裡在這點上變得非常確信，而這也為梁思成以後將“中國建築之order”與古希臘柱式相類比建立了基礎。35總之，林徽因的《特徵》，首次以“結構理性主義”為原則，建立起了“中國建築”正規化。用她自己的話說，中國建築“幾乎全部結構各成美術上的貢獻”。林認為，在歷史上，除西方哥特式建築外，“惟有中國建築有此優點”。36∝米∝花∝書∝庫∝ ；www。7mihua。com
在另一方面，林徽因還必須得指出，不管“中國建築”是一種多麼穩定“泰然”的體系，它終究是有歷史演變的。前面提到，梁啟超認為“非歷史的人種”是沒有“進化”希望的，只能被其他“有歷史的人種”排擠。梁思成和林徽因顯然認為建築也是如此。而西方學者如福格森、弗萊徹爾等不光無視中國建築內在的結構理性，還否認它有歷史的演變過程—梁思成和林徽因要展開的歷史研究不正是要駁斥這種“非歷史性”的“浮躁輕率的結論”嗎？37那麼，究竟如何定位中國建築體系的演變歷史呢？林的想法是，這種正規化自身有一個有機生長—衰落的過程，建築史家們要研究的就是這過程。如果說，前面提到的梁思成的生物體隱喻尚不清楚源於何處，從林徽因的這段文字裡，我們可以斷定，一定是受到了溫克爾曼的“起源—發展—變化—衰亡”迴圈週期理論的影響：
大凡一派美術都分有創造，試驗，成熟，抄襲，繁衍，墮落，諸期，建築也是一樣。初期作品創造力特強，含有試驗性。至試驗成功，成績滿意，達盡善盡美程度，則進到完全成熟期。成熟之後，必有相當時期因承相襲，不敢，也不能，逾越已有的則例；這期常常是發生訂定則例章程的時候。再來便是在瑣節上增繁加富，以避免單調，冀求變換，這便是美術活動越出目標時。這時期始而繁衍，繼則墮落，失掉原始骨幹精神，變成無意義的形式。墮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