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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資料顯示，這次拍賣的珍寶有一百五十多件玉器金石，三百多件書畫古籍。可能當年從大陸逃離臺灣，那些笨重的古玩比較難帶，因此就把一些分量較輕，攜帶方便的書畫古籍帶多了些過來。這可不是開玩笑，要知道當初國民黨政府甚至想要把笨重的“司母茂大方鼎”搬運到臺灣，就是因為太重而作罷。
林逸畢竟在書畫古籍方面的鑑定能力要比金石鑑定能力深一些，因此很快就大致鑑定出了這些書畫古籍藏品的大致價位，再根據年來拍賣會上給出的價碼，制訂了競拍時的浮動策略。
這些書畫古籍中，即將上拍的三十件藏品中，林逸最看好的是一幅清代晚期的抄寫手卷，手卷作者是清末代狀元劉春霖。
劉春霖善書法，尤以小楷為著。小楷筆力清秀剛勁，深得世人推崇。時有“大楷學顏（顏真卿），小楷學劉（劉春霖）“之譽。出版有《大唐三藏聖教序》、《蘭亭序》等小楷字貼多部；大字法貼亦有出版。而這次拍賣的就是他親自手書的小楷手卷《大慈大悲觀音經》。
要說這手卷除了字跡俊美之外，也無甚特殊之處，可真正懂行的人就不這麼看了。為什麼？因為幅手卷乃是劉春霖為慈禧老佛爺親自書寫的，並且是他在被欽點為狀元后，沐浴更衣，守齋唸佛七日後才一氣呵成書寫完畢的。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稍微知道一點史的人就都知道，劉春霖的這個狀元，當年可是慈禧老佛爺欽點的。
話說光緒三十年，恰好是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壽，當時稱為“萬壽節”，普天同慶。科舉考試自然也不例外，朝廷特例加試“恩科”。因適逢甲辰年，所以這一科便叫做甲辰科。這次恩科參加殿試共有二百七十三名貢生。經過大比，最後前三名為：狀元劉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
此外，參加殿前考試的貢生還有譚延、湯化龍、蒲殿俊、沈鈞儒等人。來自直隸肅寧的劉春霖以會試第十七名的身份狀元及第，而譚延、朱汝珍等人是因姓名、籍貫與狀元無緣。訊息傳出後，朝野轟動。各種關於這位末代狀元產生的傳聞，給這次科舉考試抹上了一層厚厚的神秘色彩。
原來，在會試中考中第一名是湖南茶陵人譚延，在殿試時，由於他本人的譚姓與參加戊戌變法的譚嗣同相同，擔心慈禧太后怪罪，主考官們在給慈禧太后的10張考卷中，沒有把他列進去，而是將朱汝珍列為頭名。就這樣，譚延因為姓氏不僅與狀元無緣，而且連榜眼、探花也擦肩而過。
當時，慈禧太后翻開主考官列為頭名的試卷，見該卷文詞暢順華麗，內心頗喜。但一看落款，心頭陰雲頓起。奪魁的舉子是廣東清遠人朱汝珍，這讓慈禧太后不禁想起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以及高舉反清大旗的孫中山……這些人都出自廣東，在慈禧太后看來廣東是頻出叛逆的地方。加之朱汝珍姓名中有個“珍”字，“朱”與“誅”同音。聯想起珍妃支援光緒皇帝改良變法，“朱汝珍”這三個字一下子便觸動了慈禧太后那根敏感的神經。於是她將朱汝珍的試卷扔到一旁，換上了原是殿試第五名的劉春霖。
這劉春霖擅長小楷，在當時書法界頗有名氣，恰好慈禧又性喜疏淡清新字型，所以當翻開直隸肅寧劉春霖的試卷之後，自是大為欣賞。同時，這一年又逢大旱，朝野上下急盼一場春雨。而“春霖”二字含春風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加之其籍貫為直隸肅寧，地處京畿，“肅寧”又象徵肅靜安寧的太平景象，這對烽火四起、搖搖欲墜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於是慈禧在劉春霖的殿試卷名字上，點上了一點硃紅，名列榜首，狀元及第，一時名揚天下。而經過主考官的保奏，為照顧社會輿論，朱汝珍的名字雖然沒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劉春霖之後被點為榜眼了。
事後，作為魚躍龍門的新科狀元，劉春霖為了表達對慈禧老佛爺的欽點之恩，就奉詔為她老人家七十大壽書寫了這卷《大慈大悲觀音經》。
慈禧篤信佛教，因此在得到這卷收書後喜歡不已，不僅在上面刊上了自己的私人印章“慈禧皇太后之寶”朱文大印，還親自用筆在手卷後面，補畫了一幅觀音大士的畫像，而那觀音大士的模樣竟然是按照她本人畫的。可以說，這件手卷因為有了慈禧這位大名人的書畫手跡，而價值倍增。
林逸研究過以前的拍賣報告，慈禧太后的書畫作品以前經常被藏家所忽略，可能源於慈禧本身不招人喜歡，禍國殃民，再加上人們向來對她的書畫水平有偏見，因此她的書畫作品拍賣價格都不算太高。
但是喜歡讀書的林逸卻記得清楚，《清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