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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老李媽年老多病，一次她生病回家了。那天下大雪。傍晚阿瑗對我說：“媽媽，該撮煤了。煤球裡的貓屎我都摳乾淨了。”她知道我決不會讓她撮煤。所以她揹著我一人在雪地裡先把白雪覆蓋下的貓屎摳除乾淨，她知道媽媽怕摸貓屎。可是她的嫩指頭不該著冷，鍾書還是應該囑咐我照看阿瑗啊。
有一晚她有幾分低燒，我逼她早睡，她不敢違拗。可是她說：“媽媽，你還要到溫德家去聽音樂呢。”溫德先生常請學生聽音樂，他總為我留著最好的座位，挑選出我喜愛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說：“我自己會去。”
她遲疑了一下說：“媽媽，你不害怕嗎？”她知道我害怕，卻不說破。
我擺出大人架子說：“不怕，我一個人會去。”她乖乖地上床躺下。可是她沒睡。
我一人出門，走到接連一片荒地的小橋附近，害怕得怎麼也不敢過去。我退回又向前，兩次、三次，前面可怕得過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還醒著。我只說“不去了”。她沒說什麼。她很乖。
說也可笑，阿瑗那麼個小不點兒，我有她陪著，就像鍾書陪著我一樣，走過小橋，一點也不覺得害怕。鍾書囑咐女兒照看媽媽，還是有他的道理。
阿瑗不上學，就脫離了同學。但是她並不孤單，一個人在清華園裡悠遊自在，非常快樂。她在病床上寫的《我們仨》裡，有記述她這種生活的章節，這裡我不重複了。
我買了初中二、三年級的課本，教她數學（主要是代數，也附帶幾何、三角）、化學、物理、英文文法等。鍾書每週末為她改中、英文作文。代數愈做愈繁，我想愈懶，我對阿瑗說：“媽媽跟不上了，你自己做下去，能嗎？”她很聽話，就無師自通。過一天我問她能自己學嗎，她說能。過幾天我不放心，叫她如有困難趁早說，否則我真會跟不上。她很有把握地說，她自己會。我就加買一套課本，讓她參考。
瑗瑗於一九五一年秋考取貝滿女中（當時稱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級，代數得了滿分。她就進城住校。她在學校裡交了許多朋友，週末都到我們家來玩。我們夫婦只有一個寶貝女兒，女兒的朋友也成了我們的小友。後來阿瑗得了不治之症住進醫院，她的中學朋友從遠近各地相約同到醫院看望。我想不到十幾歲小姑娘間的友情，能保留得這麼久遠！她們至今還是我的朋友。
阿瑗住校，家裡剩下我一人，只在週末家人團聚。這年冬，三反運動開始。有人提出楊先生怎不參加系裡的會。我說是怕不夠資格。此後我有會必到，認認真真地參加了三反或“脫褲子、割尾巴”或“洗澡”運動。
鍾書在城裡也參加了運動，也洗了個澡。但毛選翻譯委員會只是個極小的單位。第一年原有一班人，一年後只留下鍾書和助手七八人。運動需人多勢眾，才有威力；寥寥幾人，不成氣候。清華大學的運動是聲勢浩大的。學生要錢先生回校洗中盆澡。我就進城代他請了兩星期假，讓他回校好好學習一番現“洗澡”。
鍾書就像阿瑗一樣乖，他回校和我一起參加各式的會，認真學習。他洗了一箇中盆澡，我洗了一個小盆澡，都一次透過。接下是“忠誠老實運動”，我代他一併交待了一切該交待的問題。我很忠誠老實，不管成不成問題，能記起的趁早都一一交待清楚。於是，有一天鐘書、我和同校老師們排著隊，由一位黨的代表，和我們一一握手說：“黨信任你。”我們都洗乾淨了。
經過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調整”，兩人都調任文學研究所外文組的研究員。文學研究所編制暫屬新北大，工作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文研所於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限期搬家。這年的十月十六日，我家就從清華大學搬入新北大的中關園。搬家的時候，鍾書和阿瑗都在城裡。我一個人搬了一個家。東西都搬了，沒顧及我們的寶貝貓兒。鍾書和阿瑗週末陪我同回舊居，捉了貓兒，裝在一隻又大又深的布袋裡。我揹著，他們兩個一路撫慰著貓兒。我只覺貓兒在袋裡瑟瑟地抖。到了新居，它還是逃跑了。我們都很傷心。
毛選翻譯委員會的工作於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鍾書回所工作。
鄭振鐸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長，兼古典文學組組長。鄭先生知道外文組已經人滿，鍾書擠不進了。他對我說：“默存回來，借調我們古典組，選注宋詩。”
鍾書很委屈。他對於中國古典文學，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學裡學的是外國文學，教的是外國文學。他由清華大學調入文研所，也屬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