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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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並不讀，專供老師借閱的，不是“借痴”嗎！鍾書蟄居上海期間，買書是他的莫大享受。新書、舊書他買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書籍流散，曾有人買到“借痴齋”的書，寄還給鍾書，也許上海舊書攤上，還會發現“借痴齋藏書”。藏書中，也包括寫蘇聯鐵幕後面的書。我們的閱讀面很廣。所以“人心惶惶”時，我們並不惶惶然。

鄭振鐸先生、吳晗同志，都曾勸我們安心等待解放，共產黨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但我們也明白，對國家有用的是科學家，我們卻是沒用的知識分子。

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十）

解放後，中國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國。不過我們夫婦始終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我們也一貫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

一九四九年夏，我們夫婦得到清華母校的聘請，於八月廿四日攜帶女兒，登上火車，廿六日到達清華，開始在新中國工作。

鍾書教什麼課我已忘記，主要是指導研究生。我是兼任教授，因為按清華舊規，夫妻不能在同校同當專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鐘點計工資，工資很少。我自稱“散工”。後來清華廢了舊規，系主任請我當專任，我卻只願做“散工”。因為我未經改造，未能適應，借“散工”之名，可以逃會。婦女會開學習會，我不參加，因為我不是家庭婦女。教職員開學習會，我不參加，因為我沒有專職，只是“散工”。我曾應系裡的需要，增添一門到兩門課，其實已經夠專任的職責了，但是我為了逃避開會，堅持做“散工”，直到“三反運動”。

圓圓已有學名錢瑗。她在爺爺發現“讀書種子”之前，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女孩子。我們“造反”，不要她排行取名，只把她的小名化為學名。她離上海時，十二週歲，剛上完初中一年級。她跟父母上火車，一手抱個洋娃娃，一手提個小小的手提袋，裡面都是她自己裁剪縫製的洋娃娃衣服。洋娃娃肚子裡有幾兩黃金，她小心抱著，她看似小孩子，已很懂事。

到清華後，她打算在清華附中上學，可是學校一定要她從一年級讀起。我看到初中學生開會多，午後總開會。阿瑗好不容易剛養好病，午後的休息還很重要，我因此就讓她休學，功課由我自己教。阿瑗就幫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記學生分數之類。她常會發現些爸爸沒看到的細事。例如某某男女學生是朋友，因為兩人的課卷都用與眾不同的紫墨水。那兩人果然是一對朋友，後來結婚了。她很認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鍾書到清華工作一年後，調任毛選翻譯委員會的工作，住在城裡，週末回校，仍兼管研究生。毛選翻譯委員會的領導是徐永煥同志，介紹鍾書做這份工作的是清華同學喬冠華同志。事定之日，晚飯後，有一位舊友特僱黃包車從城裡趕來祝賀。客去後，鍾書惶恐地對我說：“他以為我要做‘南書房行走’了。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無功無過”，他自以為做到了。饒是如此，也沒有逃過背後扎來的一刀子。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檔案裡的材料上了大字報，他還不知自己何罪。有關這件莫須有的公案，我在《丙午丁未紀事》及《幹校六記》裡都提到了。我們愛玩福爾摩斯。兩人一起偵探，探出並證實誣陷者是某某人。鍾書與世無爭，還不免遭人忌恨，我很憂慮。鍾書安慰我說：“不要愁，他也未必能隨心。”鍾書的話沒錯。這句話，為我增添了幾分智慧。

其實，“忌”他很沒有必要。鍾書在工作中總很馴良地聽從領導；同事間他能合作，不冒尖，不爭先，肯幫忙，也很有用。他在徐永煥同志領導下工作多年，從信賴的部下成為要好的朋友。他在何其芳、餘冠英同志領導下選注唐詩，共事的年輕同志都健在呢，他們準會同意我的話。鍾書只求做好了本職工作，能偷工夫讀他的書。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時間，這是他最珍惜的。我覺得媒孽都倒是無意中幫了他的大忙，免得他榮任什麼體統差事，而讓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園地”。

鍾書住進城去，不囑咐我照管阿瑗，卻囑咐阿瑗好好照管媽媽，阿瑗很負責地答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