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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斷地發明，不斷地實驗，我們由原始人的烹調漸漸開化，走入文明階段。
我們玩著學做飯，很開心。鍾書吃得飽了，也很開心。他用濃墨給我開花臉，就是在這段時期，也是他開心的表現。
我把做午飯作為我的專職，鍾書只當助手。我有時想，假如我們不用吃飯，就更輕鬆快活了。可是鍾書不同意。他說，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吃了久遠不餓，多沒趣呀，他不羨慕。但他作詩卻說“憂卿煙火燻顏色，欲覓仙人闢方”。電灶並不冒煙，他也不想闢 。他在另一首詩裡說：“鵝求四足鱉雙裙”，我們卻是從未吃過鵝和鱉。鍾書笑我死心眼兒，作詩只是作詩而已。
鍾書幾次對我說，我教你做詩。我總認真說：“我不是詩人的料。”我做學生時期，課卷上作詩總得好評，但那是真正的“押韻而已”。我愛讀詩，中文詩、西文詩都喜歡，也喜歡和他一起談詩論詩。我們也常常一同背詩。我們發現，我們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湊右湊湊不上，那個字準是全詩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那段時候我們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個天地。
我們搬入新居之後，我記得一個大雪天，從前的房東老金踏雪趕來，惶惶然報告大事：“國王去世了。”英王喬治五世去世是一九三六年早春的事。我們沒想到英國老百姓對皇室這麼忠心愛戴，老金真的如喪考妣。不久愛德華八世遜位，鍾書同院的英國朋友司徒亞忙忙地拿了一份號外，特地趕來報告頭條訊息。那天也下雪，是當年的冬天。
司徒亞是我家常客，另一位常客是向達。向達嘀咕在休士牧師家天天吃土豆，頓頓吃土豆。我們請他同吃我家不像樣的飯。他不安於他所寄居的家，社交最多，常來談說中國留學生間的是是非非，包括鍾書挨的罵。因為我們除了和俞氏姐妹略有來往，很脫離群眾。
司徒是同學院同讀B．Litt學位的同學，他和鍾書最感頭痛的功課共兩門，一是古文書學，一是訂書學。課本上教怎樣把整張大紙折了又折，課本上畫有如何摺疊的虛線。但他們倆怎麼折也折不對。兩人氣得告狀似的告到我面前，說課本豈有此理。我是女人，對於摺紙釘線類事較易理解。我指出他們折反了。課本上面的是鏡子裡的反映式。兩人恍然，果然折對了。他們就拉我一同學古文書學。我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針尖點著一個個字認。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漸變形。他們的考題其實並不難，只要求認字正確，不計速度。考生只需翻譯幾行字，不求量，但嚴格要求不得有錯，錯一字則倒扣若干分。鍾書慌慌張張，沒看清題目就急急翻譯，把整頁古文書都翻譯了。他把分數賠光，還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不及格重考。但是他不必擔憂，補考準能及格。所以考試完畢，他也如釋重負。
我們和達蕾女士約定，假後還要回來，她將給我們另一套稍大的房子，因為另一家租戶將要搬走了。我們就把行李寄放她家，輕裝出去度假，到倫敦、巴黎“探險”去。
這一學年，該是我生平最輕鬆快樂的一年，也是我最用功讀書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說無憂無慮。鍾書不像我那麼苦苦地想家。
（三）
我們第一次到倫敦時，鍾書的堂弟鍾韓帶我們參觀大英博物館和幾個有名的畫廊以及蠟人館等處。這個暑假他一人騎了一輛腳踏車旅遊德國和北歐，併到工廠實習。鍾書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絕沒有這等本領，也沒有這樣的興趣。他只會可憐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險”：從寓所到海德公園，又到托特納姆路的舊書店；從動物園到植物園；從闊綽的西頭到東頭的貧民窟；也會見一些同學。
巴黎的同學更多。不記得是在倫敦還是在巴黎，鍾書接到政府當局打來的電報，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會”的代表，到瑞士日內瓦開會。代表共三人，鍾書和其他二人不熟。我們在巴黎時，不記得經何人介紹，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國共產賞員王海經請我們吃中國館子。他請我當“世界青年大會”的共產黨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鍾書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鍾書和我隨著一群共產黨的代表一起行動。我們開會前夕，乘夜車到日內瓦。我們倆和陶行知同一個車廂，三人一夜談到天亮。陶行知還帶我走出車廂，在火車過道里，對著車外的天空，教我怎樣用科學方法，指點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會”開會期間，我們兩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會，一概逃會。我們在高低不平、窄狹難走的山路上，“探險”到萊蒙湖邊，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