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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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送貨時再取回空木匣。我們也不用當場付款，要了什麼東西都由店家記在一個小賬本上，每兩星期結一次賬。我們上圖書館或傍晚出門“探險”，路過商店，就訂購日用需要的食品。店家結了賬送來賬本，我們立即付賬，從不拖欠。店主把我們當老主顧看待。我們如訂了陳貨，他就說：“這是陳貨了，過一兩天進了新貨再給你們送。”有了什麼新鮮東西，他也會通知我們。鍾書《槐聚詩存》一九五九年為我寫的詩裡說什麼“料量柴米學當家”，無非做了預算，到店裡訂貨而已。

我已記不起我們是怎麼由老金家搬入新居的。只記得新居有一排很講究的衣櫥，我懷疑這間屋子原先是一間大臥室的後房。新居的抽屜也多。我們搬家大概是在午後，晚上兩人學會了使用電灶和電壺。一大壺水一會兒就燒開。我們借用達蕾租給我們的日用傢俱，包括廚房用的鍋和刀、叉、杯、盤等，對付著吃了晚飯。搬一個小小的家，我們也忙了一整天，收拾衣物，整理書籍，直到夜深。鍾書勞累得放倒頭就睡著了，我勞累得睡都睡不著。

我們住入新居的第一個早晨，“拙手笨腳”的鐘書大顯身手。我入睡晚，早上還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隻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隻稍大的飯盤，帶短腳）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來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鐘蛋”，烤了麵包，熱了牛奶，做了又濃又香的紅茶；這是他從同學處學來的本領，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這等好茶！而且為我們兩人只供一小杯牛奶）；還有黃油、果醬、蜂蜜。我從沒吃過這麼香的早飯！

我們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裡，除了家有女傭照管一日三餐的時期，除了鍾書有病的時候，這一頓早飯總是鍾書做給我吃。每晨一大茶甌的牛奶紅茶也成了他畢生戒不掉的嗜好。後來國內買不到印度“立普登”茶葉了，我們用三種上好的紅茶葉摻合在一起做替代：滇紅取其香，湖紅取其苦，祁紅取其色。至今，我家裡還留著些沒用完的三合紅茶葉，我看到還能喚起當年最快樂的日子。

我聯想起三十多年後，一九七二年的早春，我們從幹校回北京不久，北京開始用煤氣罐代替蜂窩煤。我晚上把煤爐熄了。早起，鍾書照常端上早飯，還赺了他愛吃的豬油年糕，滿面得色。我稱讚他能赺年糕，他也不說什麼，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兒。我吃著吃著，忽然詫異說：“誰給你點的火呀？”（因為平時我晚上把煤爐封上，他早上開啟火門，爐子就旺了。）鍾書等著我問呢，他得意說：“我會劃火柴了！”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劃火柴，為的是做早飯。

我們搬入達蕾出租的房子，自己有廚房了，鍾書就想吃紅燒肉。俞大縝、大姻姊妹以及其他男同學對烹調都不內行，卻好像比我們懂得一些。他們教我們把肉煮一開，然後把水倒掉，再加生薑、醬油等作料。生薑、醬油都是中國特產，在牛津是奇貨，而且醬油不鮮，又鹹又苦。我們的廚房用具確是“很不夠的”，買了肉，只好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然後照他們教的辦法燒。兩人站在電灶旁，使勁兒煮———也就是開足電力，湯煮幹了就加水。我記不起那鍋頑固的犟肉是怎麼消繳的了。事後我忽然想起我媽媽做橙皮果醬是用“文火”熬的。對呀，憑我們粗淺的科學知識，也能知道“文火”的名字雖文，力量卻比強火大。下一次我們買了一瓶雪利酒，當黃酒用，用文火燉肉，湯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紅燒肉居然做得不錯，鍾書吃得好快活唷。

我們搬家是冒險，自理伙食也是冒險，吃上紅燒肉就是冒險成功。從此一法通，萬法通，雞肉、豬肉、羊肉，用“文火”燉，不用紅燒，白煮的一樣好吃。我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細絲，兩人站在電灶旁邊涮著吃，然後把蔬菜放在湯裡煮來吃。我又想起我曾看見過廚房裡怎樣炒菜，也學著炒。蔬菜炒的比煮的好吃。

一次店裡送來扁豆，我們不識貨，一面剝，一面嫌殼太厚、豆太小。我忽然省悟，這是專吃殼兒的，是扁豆，我們燜了吃，很成功。店裡還有帶骨的鹹肉，可以和鮮肉同煮，鹹肉有火腿味。熟食有洋火腿，不如我國的火腿鮮。豬頭肉，我向來認為“不上檯盤”的；店裡的豬頭肉是製成的熟食，骨頭已去淨，壓成一寸厚的一個圓餅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後頸部嫌肥些。還有活蝦。我很內行地說：“得剪掉鬚鬚和腳。”我剛剪得一刀，活蝦在我手裡抽搐，我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蝦，逃出廚房，又走回來。鍾書問我怎麼了。我說：“蝦，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後咱們不吃了吧！”鍾書跟我進道理，說蝦不會像我這樣痛，他還是要吃的，以後可由他來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