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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幾乎當不成。為什麼呢？
不因為別的，源於明末愈演愈烈的黨爭。本來，天啟帝時東林黨與閹黨相搏甚烈，崇禎帝繼位後大肆打擊閹黨，已經使黨爭基本消失。恰恰是福王朱由崧的繼位，引發了南明新一輪黨爭，朝臣們鬥來打去窩裡反，直至南明滅亡。
言至晚明黨爭，不得不提老福王朱常洵。他的生母鄭貴妃，乃明神宗寵妃，所以神宗皇帝一直有意立他為帝，冷落長子朱常洛。一念之動，引發了長達二十五年的“立儲之爭”，群臣為了“爭國本”，互相抨擊，各方焦頭爛額之下，直到萬曆二十九年，明神宗才不得不封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為了補償，他又封愛子朱常洵為福王，建藩河南，膏血天下以供養這個痴肥兒子。
在因立儲而興起的黨爭中，吏部郎中顧憲成被貶回原籍無錫，與高攀龍等人在東林書院講學，逐漸結派興幫，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勢力，時稱“東林黨”。同時，以首輔沈一貫為首的“浙黨”聯合“齊黨”、“楚黨”（均以老鄉為關係結黨），與東林黨在朝中朝外互相攻擊，而後魏忠賢一派“閹黨”也加入其中，雙方勢同水火，不能相容。
欲向江南爭半壁（5）
相對而言，自然是東林黨多君子，閹黨多小人。但黨爭之下，意氣用事，東林黨人多尚空談，誤國不少。這些以王陽明“心學”為思想指南計程車大夫，太過清高自重，凡事愛講大道理，泱泱而談，根本不考慮實際解決問題的辦法，整日嘴裡叨叨性命之理，務虛名，棄實用，最終使得朝政一發不可收拾。
由於明末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均與老福王朱常洵及其母鄭貴妃有關係，所以，聚結於南京的以東林黨為首計程車大夫階層，自然對小福王朱由崧極其敏感。正是當年東林黨人的據理力爭，老福王才最終沒能登上皇儲之位。東林黨人神經非常敏感：倘使老福王之子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位，他翻起舊賬，打擊報復，東林黨人自然是不會有好果子吃。
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是東林黨人左光斗的高徒，對福王之立，當然有所顧忌。而遊走於江南的東林黨黨魁錢謙益，也以私益出發，聯合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詹事府詹事姜曰廣以及南京兵部侍郎呂大器等人，四處遊說，竭力主張“立賢”，即準備擁立潞王朱常汸。
東林黨人的出發點是黨派利益，但是，福王朱由崧，的確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這位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寵兒老福王朱常洵的庶長子。十歲那年（萬曆四十五年），朱由崧便被封為“德昌王”。由於老福王的王妃鄒氏自己沒兒子，朱由崧便得為福王世子。
真是有其父便有其子，朱由崧和他爸爸老福王恰似一個模子扣出來的，爺倆不僅長相相彷彿（都是巨胖身材），而且吃喝玩樂方面的低階趣味，一模一樣。這對父子倆，在洛陽王宮內，花天酒地，漁色無度。如果沒有李自成造反，估計這一對活寶父子會作為“造糞機器”安然度過餘生。
崇禎十四年，李自成農民軍進攻洛陽，老福王被抓後烹殺，朱由崧腿快，趁亂跑掉，得以撿得一命。
崇禎帝對自己這位堂兄很照顧，不但遣人安頓他在洛陽，而且不久後就下詔，讓朱由崧嗣福王之位，由此，他就由“德昌王”變成了“福王”。
好景不常，洛陽很快被農民軍攻下，朱由崧再次踏上逃亡之路。經過衛輝府時，與潞王朱常汸同病相憐，結伴一起逃至淮安。這一次，朱由崧再無堂弟皇帝的親切關懷，因為崇禎帝本人已經在北京自縊而死。
策立新君，有兩個人舉足輕重，一為史可法，二為鳳陽總督馬士英。二人手中握兵，又是督師文臣，所以說話分量最重。
一開始，不僅史可法主張立有賢名的潞王，馬士英也十分贊同。這是因為，看上去福王倫序最為合適，但他的名聲非常不好，酗酒好色，粗鄙無能。由此，東林一系以此為藉口，使不少最初主張立福王計程車大夫緘默而退。特別是史可法，在他給馬士英的信中，寫明瞭福王朱由崧的“七不可立”——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馬士英先是完全表示同意，風向變後，他靈機一動，把這些白紙黑字當成要挾史可法的手段和證據。
從東林黨來講，他們推開倫序想立潞王，其實完全出於私心，正如錢謙益所講的那樣：“潞王，穆宗之孫，神宗猶子（侄子），昭穆不遠，賢明可立。福恭王（老福王），覬覦天位，幾釀大禍，若立其子（指朱由崧），勢將修釁三案，視吾輩為俎上肉。”害怕福王為帝后念其父舊惡對東林黨“反攻倒算”，這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