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之謎:中國超過美國還要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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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舉一例來說明這個問題。美國的耐克鞋有30％左右都是中國東莞一家叫做裕元工業的臺商企業生產的，假定一雙耐克鞋最終售價1000元人民幣，裕元工業頂多能拿到100元，中間商（運輸、售賣）和品牌所有者（即耐克總公司）各拿450左右。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人把中國人生產的鞋子，貼上一個商標之後又賣給了中國人，賺到的錢又可以回過頭來從中國進口五雙同質量的鞋子，這就是說中國的裕元工業每為耐克生產一雙鞋子（賣給中國人），最終還要再附送五雙同等質量的鞋子給美國人穿。這樣的空手套白狼的國家，物質能不極大豐富嗎？美國本土保留的是產品的品牌塑造和產品設計等“虛”的層面，這些層面恰恰是需要大量大學生來完成的。

高技術、壟斷性（對全球而言）和“虛”的產業保障了美國大學生的持久高就業率，這就是我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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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鹹平之謬

那麼，我的解釋與*的“6＋1”理論有什麼異同之處呢？相同之處在於，二者都看到了“虛”的層面是能吸納大學生就業的所在，沒錯，吸收大學生的就是“6＋1”的“6”。不同之處在於，*只停留在了表面的七個環節，錯誤地得出今天的國際競爭不再是產品競爭，而是產業鏈的競爭結論。

要證明*的錯誤非常簡單，按照他的理論，我們只要發展好“6＋1”的“6”就能在國際產業鏈競爭中取勝，大學生就業問題就迎刃而解，而實際上，中國在　“產品設計、原料採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零售”等六個環節早就達到了世界一流水準，許多世界品牌的這六個環節都是中國人在做，除了產品設計這一環可能稍遜，其他五環中國人做的非常好。

事實上，問題的關鍵根本就不在於這六個環節本身，問題仍然在於產品（品牌），國際競爭仍然是產品的競爭，而不是所謂的產業鏈競爭，你只要創立了世界級的品牌，那六個環節自然而然就運作起來，如果你沒有品牌，去搞這六個環節就如同“巧婦做無米之炊”。也就是說，所謂的六個環節，是圍繞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去運作的，而不是獨立存在的，是品牌競爭勝利之後催生了六個環節，而不是靠六個環節本身去競爭。如果中國創造出一個可以和耐克匹敵的世界級運動品牌產品，那六個環節馬上就會運作起來，大學生就業崗位就源源不斷。

品牌的打造只與六個環節中的“產品設計”有關聯，單靠產品設計是打造不出品牌的，品牌打造是一個綜合性的龐大工程。所以說，“6”是果，而不是因，把大學生就業難歸根於“6”本身是荒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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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大學生密集型產業是治本之策

“6＋1”理論除了膚淺之外，還在於片面，僅僅設計了產業領域的大學生就業，而實際上，政府部門也是吸收大學生就業的關鍵領域，政府對大學生的需求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維持日常運作，二是開發公共產品（包括國防產品與技術研發、制度設計、法律建設、經濟政策研究等等）。大量的大學生是直接進入政府工作或者為政府打工的，國家戰略和方針政策也就成為影響大學生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

因此，我想綜合考察中國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原因，但政治層面只一筆帶過：

其一，國家戰略，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低技術發展戰略，國家對技術研發和自主創新投資嚴重不足，這一領域恰好是需要大學生來完成的。

其二，法制化程序。我國的法制化程序障礙相當大，行政力量依然非常強大，法律“說話”不算，這就導致法律人才的需求大打折扣，如果我們能像美國那樣，每一個人都聘請為自己長期服務的私人律師，法律專業的大學生就業將大大增加（增加數十倍、數百倍甚至數千倍），不夠用了，其他專業的大學生就會轉法律類。

其三，其他一些短期政府政策。

我們回到經濟層面作為探討的重點，畢竟大學生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從經濟角度看，只有兩類產業“大學生密集型產業”，這就是高技術產業和“虛”的產業，大學生就業難在於缺少這兩種“大學生密集型產業”，而不在於什麼“6＋1”。

從高技術產業看，我們的計算機產業、軟體產業、汽車工業、軍事工業、航空航天工業沒有一個能在世界上佔據重要位置，產品在世界範圍內銷量太小，自然就無法吸收更多的大學生來生產、研發產品。在這些方面，中國哪怕能在一個領域佔據世界市場的較大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