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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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臨江樓，讓他安心養病。經過賀子珍的仔細照料和當地名醫吳修山的精心治療，毛澤東的病情明顯好轉。
1929年，對於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之間的關係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周恩來31歲。他們正處於人生智慧的高度噴發期，在艱難的革命探索與重大的抉擇中，他們的關係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考驗與磨合。對於“朱毛之爭”的尖銳化，周恩來不能說沒有一點責任，但另一方面，周恩來出色的調解能力在這場攸關中國革命前途的過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這對於三人此後幾十年的關係都有重大的影響。
周恩來於6月收到毛澤東對“二月來信”的覆信後，不僅沒有像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毛澤東是在與中央對著幹，相反他認為毛澤東的批評不無道理。作為當時中###內最高軍事首腦，周恩來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民主作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他表示，“二月來信”中分散紅軍等說法“是有些毛病的”，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紅軍的主張，是不知道中國的條件，中央應堅決改變分散紅軍的原則。
8月下旬陳毅輾轉到達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實的彙報。最後，周恩來委託陳毅代中央執筆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信中對朱德、毛澤東二人都作了恰當的批評，同時決定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陳毅面談中，周恩來又諄諄囑咐陳毅，回去後，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前委工作；召開一次會議，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統一認識，最好能做出一個文字決議，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規定辦事。
陳毅對周恩來心悅誠服。多年後，陳毅還對這件往事記憶猶新，他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到上海兩個月，等於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當他懷揣“九月來信”和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的口頭指示回到紅四軍後，看到毛澤東給紅四軍“八大”寫的“打倒陳毅主義”的信時沒有半點委屈，而且還誠懇地承認和檢討自己的錯誤。朱德也十分誠懇地表示：“過去的那些我收回，我們請他（毛澤東）回來。”並和陳毅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正式表達了他的誠意。
毛澤東這一次對周恩來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陳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後，頓時盡釋前嫌。尚未痊癒的毛澤東於11月26日心情舒暢地來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歡了。11月28日，毛澤東欣然給中央寫報告說：“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澤東、朱德、陳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來“召開一次會議”、“有一個文字決議”的意見，於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舉行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會上，毛澤東做了政治報告，朱德做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並形成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經過大會選舉，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在解決“朱毛之爭”的過程中，周恩來充分顯示了調解矛盾的能力。他在處理“朱毛分歧”時，不是改組，也不是改換領導人，而是一再強調要加強前委的領導，維護毛澤東、朱德的領導威信；儘管周恩來作為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在當時與朱德的個人關係無疑更親近一些，但對毛澤東與朱德之間的糾紛，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重修舊好的朱毛紅軍再次煥發了新的戰鬥活力，重新開始了“風捲紅旗過大關”的輝煌征程，連續擊退國民黨的第二次“會剿”和第一、二、三次“圍剿”。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瑞金葉坪同中共蘇區中央局會合，並在1930年10月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西南、閩西繼續擴大戰果，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總面積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解讀“相忍為黨”（1）
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合作與交往之中，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堪稱國際共運史上的楷模。但在早期對中國革命艱苦的探索過程中，他們之間出現一些不同的認識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931年1月7日，是中###史上極為特殊的一天。
這一天，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秘密召開。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主持下，他的學生王明一步登天，不僅成為中央委員，還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