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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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人口從1950年的六千多萬猛增到七千八百多萬，全國吃商品糧的人口激增到兩個億，造成國家糧食供應的極度緊張狀況。
擔任總理的周恩來很快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他指出，既要反對右傾保守，又要反對急躁冒進。隨後，周恩來指導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進傾向的措施，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經濟工作基本上沿著有計劃的軌道穩步執行。
到1955年，隨著中國經濟形勢好轉及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一些人的頭腦又開始發熱，認為經濟建設速度可以大大加快，“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會主義”。在這年底，毛澤東提出了“加大速度，反對保守主義，在較短時間內獲得更大成績”的要求，並表示要以此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開好”。
面對毛澤東為“八大”確定的“反對右傾保守思想，加快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速度”的主題，周恩來最初是同意的。他表示“反對盲目冒進是對的，但又帶來了副作用，必須打破這個副作用”。
然而，在落實毛澤東主持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過程中，周恩來和陳雲發現如果按照各部門提出的高指標安排工作，很多產品都將短缺，其中鋼鐵最為嚴重。在覺察到“盲目冒進”苗頭時，周恩來開始著手防止。
毛澤東對於當時的發展速度仍感覺“慢了一點”，並做了相應的指示，國家計委也按要求提出了高指標的15年遠景計劃綱要草案。
在這種情況下，1956年的年度計劃指標雖然被壓縮了，但並沒有把一些主要指標壓下來。到4月份，冒進的後果開始出現了，財政緊張、生產物資短缺。
令周恩來沒有想到的是，4月下旬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追加基礎建設預算20個億。提議受到了大多數與會人員的反對，一向尊重毛澤東意見的周恩來當場表示反對，認為此舉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會議不歡而散。
會後，周恩來專門就此事找到毛澤東進行解釋，並說，“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毛澤東決定下來的事情是很難改變的，但面對周恩來發自內心的話語，他沒有反駁。很快，毛澤東離開了北京。
這樣，在周恩來等人的堅持下，1957年中國的經濟建設全面發展，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7年11月，毛澤東第二次出訪蘇聯，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週年大會。當時的蘇聯由於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赫魯曉夫說話很硬氣，表示“今後15年不僅趕上，而且超過美國”。富於挑戰精神的毛澤東當即表示“我也可以講，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就是在莫斯科期間，毛澤東審閱了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號召批判所謂的右傾保守思想。回國後，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對周恩來發了脾氣，對兩年的經濟工作表示不滿，並且要求召開再大一些範圍的會議解決反冒進問題。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澤東在南寧主持了工作會議。與會人員都接到了12份作為批評物件的材料。在會議上，毛澤東單刀直入，表示“反冒進”這個詞是政治問題，並指出“有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下50米”。毛澤東批評1956年反冒進使6億人民洩了氣，是方針性錯誤。16日上午，毛澤東公開地在會上點了周恩來的名。“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毛澤東的一席話讓周恩來感到了形勢的嚴重。
儘管心裡不理解，但周恩來性格中組織性強的特點還是讓他開始進行檢討。在檢討中，他把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相忍為黨，顧全大局是周恩來一向的作風。
之後，在3月9日成都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了周恩來，3月25日周恩來再次做了檢討。為了把成都會議討論的問題用中央決議的形式確定下來，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八大二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再次進行檢討，大會還將這份檢討稿作為會議材料印發給代表。
關於反冒進和反“反冒進”的爭論似乎到此結束了。不過，周恩來在經濟方面的發言權減少了，毛澤東開始更多地過問和主管經濟工作。
所幸的是，經過“大躍進”的陣痛，毛澤東開始親自出來“解鈴”。1960年6月，毛澤東在《十年總結》的講話中說：“1956年周恩來同志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