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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以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會議不再召開，而被江青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所取代。朱德的各種行動受到限制，檔案被停發，保健醫生也被調離。
朱德並沒有把自己的處境放在心上，他始終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組在全國範圍內煽動大規模武鬥後，朱德感到這種方式行不通，於是想找主席和總理談談。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得到的答覆是主席很忙，沒有時間。之後，他在秘書的陪同下走到周恩來門前，猶豫了一段時間，最終沒有進去。
隨著“文革”的繼續進行，朱德越發孤單，但他卻堅持說真話，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懷疑三人經過戰爭考驗的關係，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攻擊和誣陷面前，他始終很坦然，認為主席、總理最瞭解他，只要他們在，事情總會搞清楚的。
與朱德相比，周恩來的處境更為艱難。在某種程度上講，他有兩種選擇，一是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與主席決裂，然後被打倒。二是透過實際工作儘量減少“文革”造成的損失，併為以後糾正錯誤準備種種條件。作為一個明白自己對國家、民族擔負責任的革命家、政治家，周恩來選擇了後者。
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新中國成立伊始，內憂外患仍未徹底消除，急於讓中國得到外界承認的毛澤東親赴蘇聯。在蘇聯，毛澤東一再強調，要把總理叫來。斯大林大惑不解，但後來終於明白為什麼叫來了周恩來。毛澤東和周恩來首次在國際舞臺上展示了毛唱周隨的外交模式的魅力。
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有一個相當大的擔憂，那就是不知道世界會對共產黨中國做出什麼樣的反應。1949年10月2日21時45分，蘇聯第一個承認了新中國。
11月的一天，毛澤東把周恩來等人請到了自己的住處，正式商談出訪蘇聯、會晤斯大林的事宜。年12月6日，北京大雪紛飛，在北京站，毛澤東與前來送行的周恩來握手道別：“我在莫斯科等你！”隨即，毛澤東的專列離開北京，駛向蘇聯莫斯科。
16日，毛澤東一行抵達莫斯科。
下午6時，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會見毛澤東。他委婉地問毛澤東：“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咱們要不要搞個什麼東西？”毛澤東當然希望如此：“這個東西必須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澤東按出國前商量的計劃提出要周恩來到莫斯科來一趟。
此時，毛澤東的想法是和蘇聯簽訂一個政治性檔案，斯大林對此表示同意，並認為應由兩國元首來籤這個檔案。毛澤東認為既是兩國之約，由兩國外長籤更為合適，“你是部長會議主席，但我不是總理，我們兩個對不上口徑，如果簽訂條約，我要把我的總理找來。”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後，立即著手組織代表團。
1月10日，周恩來一行由北京坐火車前往莫斯科。火車上，周恩來即與毛澤東取得了聯絡。毛澤東講了自己在蘇聯的活動、對中蘇簽約的想法以及將要簽訂的條約要旨，並徵求了周恩來的意見。
周恩來一行於1月20日到達莫斯科。
1月22日，克里姆林宮燈火輝煌，中蘇開始正式會談。從1月23日起，在毛澤東指導下，由周恩來、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揚、維辛斯基、葛羅米柯、羅申開始就條約和協定的內容，進行具體會談。
在商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蘇方擬定的草案卻沒有按中方的意見作相應調整。周恩來看過不滿意，當即找來王稼祥和陳伯達商量，同時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的意見：“我們自己重搞一個。”這樣一直到2月8日凌晨3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在一起研究《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稿。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字儀式於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代表中蘇雙方簽字的分別是周恩來和維辛斯基。
儀式結束後，中方在克里姆林宮附近的米特勒保爾大旅社舉行慶祝酒會，斯大林親自出席。毛澤東和周恩來站在門口，向五百多來賓尤其是難得出現在公眾場合的斯大林表示歡迎。宴會開始後周恩來致祝酒詞，他沒有看事先準備好的講稿，但發言竟與長達兩千字的原稿一字不差。在座的知情人皆歎服。接著，周恩來挨個向客人敬酒，最後他特意走到毛澤東面前：“主席，我也敬你一杯。”毛澤東欣然舉杯，臉上充滿微笑。“叮”，兩支酒杯輕碰，掩映出兩位偉人快慰的笑容，像美酒一樣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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