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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一度對寫作、對研究始於熱忱和激情，更多的是盲目的、興趣式的寫作和研究，而戰爭經歷使我的寫作和研究增添更多的理性，寫作和研究的目標也日益明晰，即從贏得戰爭到遏制戰爭，進而設計文明戰爭、理想戰爭，追求和平因素增長點。
搞戰略研究，需要具有戰略意識，而這不是與生俱來的，是從實踐和學習中得來的。現在要完全靠直接的經驗解決問題是不能了，也沒有必要。知識爆炸，資訊共享，解決問題的辦法、渠道非常多，間接的經驗甚至比直接的經驗更權威、更有效，但必要的實踐、越來越難以得到的直接經驗，顯得更為重要、尤為珍貴。15年的軍旅生涯使我對軍隊、對戰爭有刻骨銘心的記憶和感性認識。地方工作的閱歷，對自己很快適應非軍事工作、掌握社會其他領域的知識，擴大、提高思考問題的領域和層次，有很大的幫助。如果沒有我這樣的經歷和機遇，以及抓住機遇的敏銳力和果敢力，要想取得現在的成績是很難想象的。
戰略決策權固然握在最高決策人手中，然而，培養戰略意識，開展戰略研究，決不僅僅是決策者的事。其實，研究戰略問題同研究戰術問題花的功夫是一樣的，關鍵是一個高度。屁股指揮腦袋，這是對一般人說的，對搞研究的人來說，應該腦袋就是腦袋，不要受職務的限制，把思維提升到需要研究的層次上。要具有戰略頭腦，卻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我經常講，站在月球上看地球，比喻看問題的需要有高度。然而這很難，當我們乘飛機從1萬米高空往下看，除了雲還是雲，其他什麼都看不到，更不要說在月球上了，肉眼根本看不到。所以我想，要具有戰略頭腦，首先需要培養戰略意識，培養自己的思維能力。因為思維具有穿透力，可以瞬間思考兩個相距十萬八千里的事物，看不到的事和物，只要能想到，就有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說資訊戰是戰爭對我的刺激，後來我提出理想戰爭便是祈望創造文明戰爭帶來的碩果——這就是十多年來我對世界和平與發展考察分析的成果。
搞戰略研究，必須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這就要甩掉包袱，然而卻非常難，有一個陣痛過程。你想吧，一年發表幾十篇文章，時不時地露露名，也是一件很過癮的事。要另起爐灶，搞體系、學科的研究，風險很大。為了資訊戰研究，我有幾年把其他寫作慾望拋在腦後，這要學會坐冷板凳，要耐得住寂寞。過了這段時間，就可以進入一種新境界。當然這並不是說過去在較低層次上的研究、寫作沒有用了，這些是基礎和素材，也是一種積累，仍然可以充實到新的研究領域中去。像我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電視文學劇本《戰國風雲》是1985年創作的，其中一部“合縱連橫”的思想就納入了《資訊戰》的重要內容。
重操舊業
1994年5月，我從軍隊轉業到地方兩年後，被調到國務院特區辦公室工作，這是一個主管全國對外開放的政府機構。有一天，李炳彥老師來看我，說，現在世界範圍的資訊戰開始升溫，但我軍的研究仍停留在介紹外軍的層面上，能否從新拿起資訊戰的研究之筆，為我軍資訊戰研究點個火。
當時我已很久不搞軍事研究了，因為實在太苦太枯燥了。而是在寫《下海指南》，為企業寫書搞策劃寫《橫店模式》這類書，效益相當可觀。現在已是中國企業大哥大的中國橫店集團，1991年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鄉鎮企業，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我與集團的總裁徐文榮成為好朋友。與他的相識，使我懂得了企業、經濟這些新的事物。我開始研究橫店集團，對經濟發生了興趣。從1992年12月至1996年10月，我出版了12部專著，只有一部是研究戰爭的，而關於橫店集團的書有5部：《橫店模式》、《橫店社團經濟模式研究》、《橫店的精神文明建設》、《橫店之路》、《著名專家學者論橫店》。
重操舊業何其難。但李炳彥老師經常教育我，激勵我，讓我舉起資訊戰這面旗幟。那以後，我和李老師幾乎天天要見面，每天還要通幾次電話，喝下的酒至少有一噸，當時李老師的酒量很大，每頓飯不下一斤，當然有時是碑酒。第二年，在李炳彥的催促下，我利用國慶3天假期終於完成了兩篇文章。一篇是經李老師潤色編輯的文章：《當今世界軍事革命的重心——資訊戰研究導論》，1995年11月7日《解放軍報》以整版的篇幅予以發表，在頭版發了要目，並加了很長的編者按：
當今世界，軍事革命的浪潮正拍擊著新世紀的大門。這場革命的核心是機械化戰爭向資訊戰的過渡和轉變。
本刊曾發表了介紹外軍關於資訊戰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