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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影響最深刻的是父母親的教導:一個人的“政治生命”最重要,最不能犯的是兩大錯誤,一是經濟問題,二是作風問題;要聽黨的話,聽組織安排,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我上小學時,父母親因為我拿了家中5元錢請同學吃喝玩樂,讓我在毛主席像下跪了幾小時。當時的5元錢不是個小數目,相當於現在的500元,是父親工資的近十分之一。
母親姓許名菊仙,生於1931年,思想極端先進,為人謙虛謹慎,工作非常出色。解放初期,19歲的她就衝破市俗的偏見,當了一名女理髮師,22歲就加入了中共,這在當時的女青年中是罕見的,後來成為杭州最大的理髮店時美理髮店的經理,獲得過許許多多的榮譽。應該說,母親的輝煌至今在我們子女中印有深深的記憶,我們下一代的成長都得益於她的嚴傳身教。姐姐小時候曾經說過,母親帶著她坐小轎車、上觀禮臺、吃高階宴,有多風光。我和弟弟在工作中也立功受獎無數次,但總不如母親的榮譽給全家帶來的印象深刻。
“文革”中,母親被作為“當權派”“打倒”。在當時,被“打倒”的子弟是很不光彩的,鄰居、同學都會另眼相看,甚至被一些惡人欺侮。我讀小學是在杭州市長生路小學,當時改成一個紅色經典的校名:延安一小。從我家住的湖濱六弄20號出發,由東坡路、經龍翔橋、到長生路的學校,也就是10分鐘的路程,為了躲開那些惡人,上學放學只能繞遠道走,由湖濱路、經白傅路,或由平海路、經延安路去學校,至少要半小時。小時候的遭遇,在我幼小的心靈裡種下復仇的種子,發誓長大後要讓這些欺侮過我們的人經受同樣的遭遇,把我受到的恥辱還給他們。然而到今天,我甚至連這些人的長像、名字都忘得一干而淨,畢竟這段經歷與我後來的所見所聞相比太不足掛齒了。
母親為了逃避批鬥,就長期稱病在家,這樣就把我管束住了。“文革”中,母親的脾氣很爆燥,在外忍聲吞氣,回家稍有不順心就像發威的母老虎,姐姐上初中了,還要負責為母親譽抄檢查稿,弟弟才幾歲,他們自然不會成為母親發威的物件,我便成了她的出氣筒。有時她挨鬥回來,深更半夜把我從熱被窩裡拖出來給我洗腳洗臉,常常從美夢中喝斥而醒。我還記得,家裡有一把用十多根細毛竹紮成的小鞭子,是專門用來威嚇我的。一場“文革”使我的童年失去了許多歡樂。
事過境遷,我經常百思不得其解,政治到底有多殘酷,與人鬥到底有多大樂趣?一家理髮店的經理,領導十幾顆人,科員級別也算不上,居然要被“打倒”,可見這場運動涉及面之極其廣,危害之極其大。母親對於在這場運動中受到的衝擊還挺坦然,還常常自詡,她是與杭州市的一位副市長一起挨批斗的,因為她是省級勞模,還因為她給王光美理過發,言外之意她是夠那個級別的“當權派”。那又能怎麼樣呢?今天,誰還會惦記母親這樣享有挨鬥級別,沒有待遇級別的“當權派”呢?那種戴高帽、“坐噴氣式飛機”的滋味,難道沒有一點痛和怨?也許這是她一種人生歷煉或一份最深刻和最能喚醒的記憶吧。
父親生於1924年,性格直爽,愛交朋友,樂於助人,一生追求上進,寫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吃過很多苦,受過許多怨屈。1984年3月28日,父親沈寶慶因患胰腺癌不幸逝世,終年才59歲。父親作古對我的打擊很大,我的努力還沒能達到他期望的成就。在杭州龍駒塢殯儀館裡,望著他的遺體被推進焚燒爐,他的身體轉瞬化著縷縷清煙時,我發誓,要為父親爭氣,做一個出色的好男兒。父親去逝已整整20年了,一直想寫一些記念他的文字,總感到無從下手。我總是想,這些文字對他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他最大的心願應該是我們這些子女過得幸福快樂。我還想,父親如果還活著的話,他應該很高興!因為在他那個時代,他怎麼也不會想到,一個解放前紹興農民的後代、杭州大同酒家的學徒,一個是女理髮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