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賴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於火力戰的一種新戰爭形態，將成為未來世界的主要戰爭形態。但不知道什麼原因，中國軍事學術界把“資訊戰”概念淡化了，而是強化了“資訊化戰爭”的概念。我始終認為，我們僅僅把“資訊化戰爭”作為一種新戰爭形態，而把“資訊戰”作為一種作戰樣式，這樣的認識有缺陷，主要原因還是以純軍事或純技術觀點來看待資訊戰問題。2000年，我在解放軍電子工業學院講演時就提出，“資訊化戰爭”不是一種戰爭形態。資訊化戰爭一般只在武裝集團之間展開，狹義上的資訊戰也可以是資訊化戰爭中的一種作戰樣式。我認為，農業時代的主要戰爭形態是以冷兵器為標誌的肉搏戰，工業時代的主要戰爭形態是以機械化戰爭為標誌的火力戰，資訊時代的主要戰爭形態是以資訊化戰爭為標誌的資訊戰。所謂的資訊化戰爭是泛指戰爭的資訊化，嚴格意義上仍屬機械化戰爭形態的範疇，資訊戰的含義寬泛得多，是有形戰爭走向無形戰爭的飛躍。廣義上的資訊戰指國家集團間的資訊對抗，涉及到社會一切領域。這類資訊戰，並不只是我們軍隊要面對的課題，地方都在研究，他們遇到的現實情況比我們軍隊更復雜、更嚴峻。資訊戰的影響，不僅僅是對軍事領域，而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當然，資訊時代的戰爭與工業時代的戰爭一樣，也是幾種戰爭形態並存，互為交叉滲透。對戰爭形態的判斷，科學的態度是不要過早結論，以免造成被動。
我的觀點是，當今軍事領域正在實現的由機械化戰爭向資訊化戰爭的跨越，是人類戰爭由肉搏戰、火力戰向資訊戰轉變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當然這是我的一管之見，還有待時間的檢驗。
。。
走馬奧國
1998年春節過後，有一位20世紀30年代到中國參加革命的奧地利老人——傅萊同志找到我，當時他住在北京國際飯店。這一年的秋天，他的故鄉奧地利要舉辦世界上第一次資訊戰大會。舉辦者從網上查到，世界上第一個提出資訊戰理論的並非是西方人，而是遠在東方的中國人。於是他們請傅萊同志找我。
傅萊是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原名史泰因&；#8226；理查德，1920年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1939年1月經義大利輾轉來到中國，1941年到達嚮往已久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聶榮臻司令員接見他時說，“你從納粹鐵蹄統治下的奧國，來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邊區抗日，自己也獲得了自由和新生”，並按傅萊母語德語“自由”（frei）一詞的諧音，為他取了一個新的中國名字“傅萊”，傅萊很喜歡這個名字並將自己外文的姓氏也改成了Frey。1943年晉察冀流行麻疹和瘧疾，傅萊找到用針灸治療瘧疾的方法並推廣，受到了毛主席、朱總司令和聶司令員的表揚。
第一次去見他，我是穿西裝打領帶非常正式，沒曾想到這是一位非常中國化和革命化的老人，便輕鬆了許多，我們的談話也很投機，後來我們成了朋友，他搬新居後還請我去吃過飯，我也請他在全國政協附近“小揹簍”餐館吃蘑菇。我是在他的督促下花2萬多元買了一臺“金長城”電腦，開始學打字、發電子郵件的。（沒有書的書房照片）傅萊同志有一個習慣，不喜歡別人稱他為“先生”或職務，而喜歡稱他為“同志”。進入新世紀，我在杭州的時間多了，與傅萊同志的聯絡中斷了。直到今天上網搜尋他的名字，看到2005年03月27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新華社記者周婷玉的文章《中國共產黨人應當既是愛國主義者，又是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燃燒半世紀的中國情———懷念白求恩式的“洋大夫”傅萊》，才知道這位在中國工作戰鬥了65年可敬可愛的老人，一個信念堅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已於2004年11月16日永遠離我而去了。藉此機會，對傅萊同志表示深切緬懷！
與傅萊同志見面不久，阿斯電子藝術節組織者派來一位奧地利漢學家——英歌莉小姐來訪問我。她在大陸逗留了一週，我還向這位美麗的小姐介紹了當時國內研究資訊戰的一些專家，希望大會組織者能邀請更多的中國專家參加會議。最後他們決定只邀請我一人。但我有一個條件，因為我不懂英語、德語，提出配同聲傳譯。但他們認為費用太貴，提出由英歌莉作漢譯德的交替傳譯，或者由我念個開頭，剩下內容由她來唸。我表示，用交替傳譯時間不夠，每位發言的學者才半小時；讓英歌莉代替念稿更反對，心想好不容易在國際講壇上露個臉，還不讓我開口？於是我不客氣地告訴他們，乾脆給我錄個像算了，別千里迢迢趕過去了。但是我不去，你這個大會就沒有權威性。別說我不懂你們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