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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至今光芒萬丈，與白太傅同。”
“其價值應放在不同尺度上去估價，不可樂此惡彼。
杜甫、李白、白居易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要求，這便構成中國文學上的優良傳統，最可寶也，最可學也。”
陳毅用了不少時間閱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
他有這樣一段讀後感：“羅氏此書廣泛發表對法蘭西文明的批評，指摘上層階級的腐化，極力表揚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法蘭西精神文明之不朽，同時筆觸亦涉及下層人民之具有高貴品質。
此書成於二十世紀初年，落後於布林什維克，但較社會民主黨及資產階級為進步。”
“惟其限於並專力強調精神力量，對階級社會缺乏明確認識，所以分析與結論不免空洞而帶極大紕繆。
羅氏之人格、文章及藝術知識，固不愧為當代之豪也。
餘三十年前知此書，今日始讀畢，亦幸事，亦如釋重負然。
我有許多書未曾讀，負書債多矣，何以清嘗耶！不無愧。
今後當抽暇補讀之。”
陳毅所說的三十年前知道《約翰·克里斯朵夫》一書，指的1925年在北京中法大學成立“西山文社”前後的事。
那時他是中國共產黨北京地方委員會西部區十八個支部之一的中法大學支部書記，一面讀書，一面從事革命工作。
這時他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僅閱讀了大量中外文學作品，還積極從事文學創作和翻譯，在各大報刊上先後發表了《介紹室中旅行法》、《報仇》、《十年的升沉》、《春光》、《西山埋葬》、《歸來的兒子》、《生日》、《她》、譯著《譯米塞懺悔錄：終天抱恨》等各種體裁的作品二十多篇，只是後來忙於革命工作，無暇顧及文學活動，《約翰·克里斯朵夫》一書直到30年後才有幸在病床上讀完。
如果說此次南下休養，在武漢停留期間，因為剛剛從醫院出來，還不擴音到身體欠佳一類話題的話，離開武漢以後陳毅興致極好，一路上目不暇接，有說有笑，就再難聽到這方面的話了。
從外表上看，他又恢復了從前的樂觀自信，談笑風生，很難看出他是一個病人。
他在當天的日記中，以一種輕鬆愉快的筆觸寫道：“上午遊東湖。
午餐吃得極佳，均本地特產。
1時，上車赴長沙。
沿途風景與江西、浙江頗相類。
夜9時抵長沙城。
長沙，我第一次到。
革命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