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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翔實，但是仍未涉及右腦這一區域。《人類的高腦皮質功能》只討論了與左腦有關的功能；而《破碎的人》一書的主人公澤特斯基同樣是左腦遭受巨大損傷，右腦則完好無損。可以說，神經學與神經心理學的發展史就是大腦左半球的研究史。
忽略右腦，或認為右腦“次要”，主要原因在於左腦損傷的區域相對容易找到，而右腦的病變則不是很明顯。人們通常草率地認為右腦更“原始”，左腦是人類進化的奇葩。從某種意義上說，左腦的確比較複雜，分工也很精細，是靈長類尤其是人類的大腦發展到後期的產物。但不要忘記，右腦控制著認知現實的關鍵能力，沒有它，每個物種都會面臨死亡。左腦就像一部嵌入人腦中的電腦，專門負責規劃與設計，古典的神經學關心的恰恰是這些規則，而不是具體的個案。如此一來，當這些專家遇上某些右腦的病症時，就茫然失措了。
過去也曾有人對右腦病症做過研究。例如安東在19世紀90年代，珀茲在1928年都做過類似的嘗試。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們的努力從未被人提及。《工作的大腦》是盧瑞亞的後期著作之一，書中有一篇簡短而豐富的文章專門探討右腦問題。其結尾是這樣寫的：
失去左腦會怎樣（2）
這些缺陷依然無人問津，它給我們提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在直接意識上，右腦扮演了何種角色……人們一直忽略對這一異常重要領域的研究……想要出版這類的研究……必須專門用一系列的文章才能講清楚……才能引起大家的重視。
盧瑞亞重病彌留之際寫過幾篇相關的文章，但還沒來得及發表就溘然辭世了。他生前把文章寄給了英國的格雷戈裡，後來被刊載在格雷戈裡《思想的伴侶》一書裡，並未在俄國發表。
如此一波三折，右腦患者想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都成了泡影。就像巴賓斯基說的那樣，他們患的是一種罕見而奇怪的“疾病失認症①”。由於這種病跟所有已知的病例都沒有關聯，即使是最優秀的醫生，想要了解這類病人的真實情況，也會難上加難。雖然右腦病症與左腦病症一樣普遍—誰說不是呢—但後者顯然更容易處理。檢閱有關神經學與神經心理學的文獻，我們要讀過數千份討論左腦病症的文章，才能找到一兩篇探討右腦的案例。由種種現象看來，似乎當今的神經學界完全不關注這一問題。但是，正如盧瑞亞所說的那樣，這一問題非常、非常重要，可能重要到需要創立一門新的神經學分支。盧瑞亞把它叫做“人性化的”、“傳奇性的”學科。盧瑞亞認為，由於我們所要研究的是以身體為基礎的個人和自我，所以這門學科最好以故事的形式講述，比如詳細描述一位病人右腦嚴重損傷的整個過程，可以作為《破碎的人》一書的補充與對照。在最後的幾封回信裡，他對我說：“談談這類病例吧，即使是簡單的敘述也好。這是一個非常神奇的領域。”我必須承認，自己也深為這類疾病所吸引，因為它們開啟了一個難以想象的領域（或可能的領域），指向更開闊的神經學與心理學，全然不同於以往古板機械的論調。
我的主要興趣不是神經系統疾病，而是一般人認定較輕微的功能偏差症狀對自我的影響。這種病症的類別頗多，病因也許是功能亢奮，也許是功能缺陷，所以分成兩類討論更加合理。不過必須在此開宗明義地指明：任何疾病都不可能是簡單的功能亢奮或功能缺陷問題。無論是某個器官還是整個人體，一旦出現問題，其自身就會採取措施（無論這種措施有多奇怪）來進行恢復、替代、補償，使其保持原有的功能。而醫生除了要了解病人的神經系統受損情況之外，還要去研究、影響這些人體自我修復的方式。麥肯齊就非常支援這樣的觀點：
疾病的本質，或者說新產生的疾病究竟是由什麼組成的呢？自然主義者關注的是：理論上在同樣環境下的大範圍的生命體，而醫生以個體為物件，關注的是單個的病人，也就是研究那些在疾病折磨下力圖恢復正常的患者。
無論患者努力的方法和結果有多奇怪，這種“努力恢復健康”的動力在很早以前就已經被精神病學所承認，弗洛伊德在這方面也有建樹。所以，他沒有把偏執妄想當做病因，而是將其視為在完全混亂之中重建世界、恢復現實的嘗試—只不過病人常常被它誤導。麥肯齊這樣寫道：
帕金森症的病理生理學研究的是一種“有組織的混亂”。原來重要的系統被破壞以後，混亂便接踵而至，而系統的重建過程卻建立在一個不穩定的基礎上。
《覺醒》一書研究的正是“有組織的混亂”，這種混亂由一種綜合徵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