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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機構或某個工會，管理責任已成為美國經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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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的福祉的確提高了。從二戰結束後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美國員工的工資和福利每年平均增長～3％。從1947年到1973年，普通的中等家庭的收入增長了一倍，普通美國工人創造的價值也同樣翻了一番。雖然很少有人變得大富大貴，但是大多數美國人的確比以前生活得更好了。而且由於國家採取了五天工作制，員工們的工作時間也縮短了。
美國中產階級的繁榮和成長是*資本主義的卓越成就之一。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全國幾乎一半的家庭成為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以1953年的美元價值計算，中產階級家庭的稅後收入為4000美元～7500美元。中產階級家庭的成員並非都是專家或者公司主管，而是由於這些家庭中有技術純熟或者半純熟的工人和文員，他們在大公司中管理生產流程或負責文案工作。絕大多數負責賺錢養家的都是男性，在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中，絕大部分女性並不外出工作。
美國人在經濟上日益平等。1928年，稅前收入位於前1％的人群的收入佔全部個人收入的19％。而到了1950年，他們所佔的份額直線下降到7％。稅後收入更趨於平均了。在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當政時期，最高收入者需繳納91％的邊際所得稅，*黨總統肯尼迪當政時期，這一數字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維持在78％的高位。高稅率似乎並沒有束縛經濟的發展，美國經濟仍然隨著生產力的高速發展而保持快速增長。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並非絕對意義上的黃金時代（7）
1956年，一本名為《美國階級結構》的大學教科書中描寫了美國的階級劃分與1920年的情況相比取得了怎樣的進步。“所有人都是員工，而非僱主。他們在企業系統中的位置取決於官僚體制的准入和晉升規則。”這本書的作者、社會學家約瑟夫·卡洛指出，公司底層員工收入上漲，同時高層管理人員的收入被行政事務部門根據工作分類予以限制，因此，公司中各級員工的所得差距已明顯縮小。卡洛總結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現象已日益減少。相對於員工而言，僱主所佔份額有所降低；同時相對於技術工人和體力工人來說，專家和行政人員的優勢也減小了。”
與幾十年前相比，就業更加穩定了——這是工會化以及為了追求規模經濟而約束了競爭和創新的寡頭結構的又一副產品。1952年的一次調查顯示，2/3的高層管理者表示，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超過了20年。借用社會學家小威廉·H。 懷特在當時的一本暢銷書中的巧妙措辭，這些“組織人”的職業和薪水與藍領員工一樣，都是既定的和可以預知的。他所採訪的年輕一代白領員工都對這一觀點表示由衷的認可：“你對公司忠誠，公司也會對你忠誠。”懷特寫道：“年輕人普遍認同這一點：他們與組織的關係將繼續維繫下去。”彼此之間的忠誠是非常可靠的，因為雙方都堅信“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是一致的”。更重要的一點（這被懷特徹底忽略了）是，當時的經濟結構允許並鼓勵這種終生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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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政治學家們用“利益團體多元主義”之類的抽象詞彙來描述美國的*模式，這種模式與舊課本中的那些直接*或者代議*並不完全一致，但仍然能反映大多數公民的需要和渴望。這帶有一點兒孤芳自賞的意味，但也是一種合法的探索，他們提出為什麼美國*在面對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集權主義相關的現代工業化時表現得如此令人滿意。
在這些政治學家們看來，*政府就是一場在彼此競爭卻又有著千絲萬縷聯絡的集團之間進行的協商。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戴維·杜魯門在發表於1951年的一篇題為《政治過程》的頗有影響的論文中寫道：“在像美國這樣多集團的社會中，最主要的平衡力量”是由“各種有組織的利益團體的共同成員構成的”。按照杜魯門的看法，絕大部分美國人都屬於這樣幾個大型團體（俱樂部、聯合會、政黨、工會），這些團體向政府官員們傳達著本團體成員的偏好。這些交錯重疊的團體穩定了*制度，同時也允許進行和平的變革。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在發表於1956年的《*理論的前言》中補充道，*在美國得以成功，而在其他地方卻歸於失敗，是因為美國擁有數量眾多的團體，每一個團體都代表著一個政治上的少數派。它們必須透過彼此聯合才能實現目標，因此，整個系統得以保持高度的靈活性和敏感性。其結果就是，既非多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