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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期，美國專注於與蘇聯之間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假想競賽，那更像是*與集權的對抗。這場競賽催生了許多大規模的公共支出。幾乎所有大規模公共支出政策都被冠以“國防”這個形容詞。例如，《國防教育法案》稱人造地球衛星對於美國的教育具有標誌性的貢獻，該法案公開宣稱，其目的原本是為美國造就更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以便與蘇聯對抗，但該法案卻產生了一個副產品——培養了一批處於美國各行各業前沿的研究人員和教師。《國家州際及國防高速公路法案》計劃以長達4萬英里｛1｝的筆直四車道高速公路取代以往蜿蜒迂迴於各城市和鄉鎮之間的雙車道聯邦公路。這項法案在國會獲得透過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一旦開戰，這些高速公路可以加快軍需用品在全國範圍內的運輸速度。而它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則是快速降低了商品在國內的運輸和配送成本、刺激了汽車銷售、帶動了郊區的開發，從而推動了全國生產力的發展。
艾森豪威爾曾經警告國家應謹防出現“軍事…工業複合體”，但是他似乎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關係對於提供就業崗位和保持經濟整體穩定發展的重要意義。在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大約有100家公司獲得了國防合約總值的2/3。這些巨型公司大多擁有工會組織，這就意味著員工們也可以分享其中的利益。到1959年，20％的加利福尼亞非農業人口直接或者間接受僱於擁有大型國防合約的企業。在華盛頓，這一比例甚至高達22％。
國防合約也同樣在太空領域和電信領域孕育出大量未來科技。投入到科研和發展綜合武器系統的數十億美元經費促成了最初的電晶體的問世，後來被應用於計算機；硬塑膠最終應用於汽車和家用電器；光纖成了因特網的“資訊高速公路”；鐳射後來被發現可以應用於視力矯正手術；噴氣發動機使商用飛機能夠在無需再次補充燃料的狀態下飛行上萬千米；此外，還有各式各樣的精密計量器、感應裝置和電子器材被用於成千上萬的工業產品和服務中。正如我們在下一章節中所要討論的，許許多多的科學技術以及應用這些科技的公司和行業共同推動了美國穩定的寡頭壟斷體系的最終瓦解。
20世紀中葉的美國並不是一個貿易國家。那時，被戰爭拖垮的各個發達國家幾乎都沒有能力向美國出口商品，也沒有能力從美國進口商品。即便到了1960年，美國人購買的汽車也僅有4％產自國外，使用的鋼材只有4％來自海外市場，不到6％的電視機、收音機和其他消費品的原產地在美國境外。然而，美國在那段時間一直致力於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向世界其他國家推廣美國資本主義的奇蹟，進一步遏止蘇聯的擴張。就像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這一努力同樣動搖了美國穩定的寡頭壟斷體系。
並非絕對意義上的黃金時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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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一時期還有一個特點值得一提，它與我們今天的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那些坐擁美國頂級大公司的人不斷表示（用幾十年前由阿道夫·伯利和加德納·米恩斯在《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一書中的話來精確描述的理想狀態）：他們的工作是平衡受公司影響的每一個人的需求，其中也包括廣大民眾的需求。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總裁弗蘭克·艾布拉姆斯在1951年發表的一次演講中表示（他的觀點代表了當時其他公司總裁的類似言論）：“管理工作是為了維護各種對公司有直接影響的利益集團的公平和平衡，這些利益集團包括股東、員工、顧客和一般民眾。公司經理之所以獲得了專業性地位，部分原因是他們在工作中認識到自己對於大眾的基本責任，而其他專業人士早已在他們的工作中意識到了這一點。”《財富》雜誌告訴那些身居公司高層的讀者們，要站在國家的高度，以廣闊視野來看待自己的責任：“為了採取一種專業視角，管理者必須採取超然、冷靜的態度來面對某一時刻的機遇與策略，成為產業政治家。”
這些身居公司高層的人很自然地扮演起這一角色，其中許多人在二戰時曾供職於政府高層，並且戰後仍然在公共顧問機構、專家組和委員會任職。（當“引擎查理”威爾遜帶著一群通用汽車的高管們入主五角大樓時，*黨政治家阿德萊·史蒂文森不無諷刺地說，美國把政府從新政擁護者手中交到了汽車經銷商手中。）這些自我標榜為“公司政治家”的人經常在國會上作證，花費大量的時間滔滔不絕地談論什麼是對國家有益的。在Studebaker公司的CEO保羅·霍夫曼、Benton&Bowles廣告公司的比爾·班頓、伊斯曼…柯達公司的馬裡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