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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並不錯,實施之後也收到了效果,“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實為文化盛事,更關鍵的是,這裡面還有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派來的弟子,“國際反響”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後人並沒有沿著李世民的這個思路走下去。《舊唐書》載:“高宗嗣位,政教漸衰……則天稱制,以權道臨天下,不吝官爵,取悅當時,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也就是說,到了唐高宗時,文化教育事業就不受重視了,等武則天稱帝之後,她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不惜弄權,用官位來籠絡讀書人,學術尊嚴和學術氣氛由此變壞,獨立於官場之外的文化教育事業被中斷了。
文化教育事業被中斷了,但科舉考試仍在進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斷地湧現,他們的就業渠道只剩下了一條:進入官場。官場接納就業的能力本來不強,現在變得更加擁擠。恰在此時,武則天要培植自己的勢力以打擊長孫無忌、褚遂良等老臣,於是她就另設機構,安插親信。新機構產生,舊機構不取消,這樣便開了機構重疊的口子。機構重疊勢必冗員增多,冗員增多勢必效率低下。更關鍵的是,重疊的機構和過多的冗員不僅會消耗大量的國家資財,而且極容易引發官員之間的派系爭鬥。他們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擠兌之中日漸消磨,而*奢靡之氣卻日盛一日。長此以往,官場風氣焉能不壞?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機構日益臃腫、官員日益增多、官場風氣日趨*的情況下,唐朝官員的薪水卻“芝麻開花節節高”。史學家錢穆計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到開元年間,官俸數倍於唐初,天寶年間又數倍於開元,接下來,“大曆數倍於天寶,而建中又數倍於大曆。”屢次加薪之後,大曆年間官一品月俸已達九千緡。此後,唐朝官員的薪水還在繼續增加,直到最後百姓不堪重負,揭竿而起。
唐德宗時的大臣沈既濟曾痛陳官場之弊為“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沈既濟的說法切中肯綮,可是,在末世悲風之中,有誰願意聽這樣的逆耳忠言?再說,即便真聽懂了這番話,此時恐怕也沒人能“挽狂瀾於既倒”了。因為這時的官場已經徹底爛掉,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哪裡還有重新振作的機會?
唐朝前期之所以能開創盛世,官場的清廉之風顯然是一個重要的條件。可是,官場的清廉之風培護甚難,而摧折甚易。一旦官員們喪失了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喪失了為民請命的精神情懷,他們是極容易成為逢迎拍馬、結黨營私、魚肉百姓的腐朽集團的。而官員們一旦寡廉鮮恥,官場就會隨之爛掉;官場一爛掉,即說明王朝氣數已盡,只能苟延殘喘地等待謝幕了。這一點,可以說是歷代王朝衰落的鐵律——強盛的大唐尚且如此,遑論弊端叢生的其他王朝?
殊途同歸三詩人(1)
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大詩人李白正奔走在前往廬山的路上。他經宣城,走當塗,過溧陽,輾轉來到了廬山,在屏風疊隱居了起來。他在詩中寫道:“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意思是說,自己現在無職無權,報國無門,似乎也只有隱居避亂的份兒了。
李白此時55歲,青春早已逝去,壯志豪情亦有所減弱。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他一度設想,外面雖然烽火連天,但廬山畢竟還是清靜之地,自己不妨在此修道成仙。
詩人的設想常常會被殘酷的現實所打斷。這一次也不例外。
當時,大唐王朝正陷入戰亂的烽煙之中。安祿山從范陽起兵,下博陵,至藁城,渡黃河,攻靈昌,陷洛陽,直指長安。唐玄宗帶著楊貴妃倉皇出走,逃往四川,行至馬嵬坡,禁軍譁變,殺死楊國忠,並要求唐玄宗處死楊貴妃。“六軍不發無奈何”,唐玄宗只得令楊貴妃自縊。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馬嵬坡事件。唐玄宗逃走之後,在朝裡收拾爛攤子的是太子李亨,他後來在甘肅靈武稱帝,就是唐肅宗。
唐玄宗在出逃四川的途中曾下詔,以李亨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負責平定叛軍,收復兩京,同時命令永王李璘在南方參與平叛。李璘以*叛軍為名,在江淮地區招募軍隊,收取租稅,意在與李亨爭奪皇位。李璘率領軍隊沿江東下,在經過廬山的時候,他得知大詩人李白正在山上隱居,就極力邀請李白加入到自己的帳下。
李白以為這是一次為國效力的機會,就投到永王李璘的帳下,做了幕僚。他自信地寫道:“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