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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是他們的結夥方式相當牢固。據嘉慶時編纂的《三省邊防備覽》稱：“凡數十人結大夥，先約：遇難不許散幫；遇追捕急，公議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如未議而一二人先散者，眾共追戮之。（故）其黨極為堅固。”其結夥手續是焚香拜把，還要割下頭髮燒成灰燼，攪拌在酒裡輪飲，謂“燒會”。
和許多流氓幫夥的行為特徵相似，嘓嚕間也有不少約定俗成的黑道規矩。比如無論是在草野間打劫的嘓嚕，還是在市井中“開山”佔碼頭的嚕，都恪守“分槽吃食”的規矩。《類鈔》中有一則故事，道是有個湖北人在四川打工，積攢下筆錢後回鄉，惟恐遭到攔路搶劫，便將錢藏在破棉絮裡，自己則扮成窮丐，一路行乞。經過重慶一家酒店時，他向七八個圍坐在一塊的豪飲者乞食。座中有人斜看他一眼，便說破他棉絮裡藏有銀子，嚇得他馬上跪下來求饒。另一個蓄著長鬚的酒客便讓他遞上破絮，拿出一條長繩，捆紮一番，隨後扔給他道：“你走吧，千萬別動我打的繩結。”原來這繩結就是個暗記，這個湖北人離開重慶後，沿途遇見好幾起欲向他打劫者，一見這“食已有主”的暗記，無不束手。“守道”如此，確為它埠所罕見，這大概也是嚕得以頑強生存200餘年的原因之一吧。
津門混混——潑（1）
混混兒，又稱混星子或鍋匪，是清時天津地區一種以撒潑白賴為特色的流氓幫夥通稱。據說起源於清初，但鼎盛期則在嘉慶以後，直到光緒後期，方在新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嚴厲鎮壓下，歸於銷聲匿跡。
鍋匪，是官方檔案上的叫法，源於混混兒同食一鍋的組織形式。這些有力氣不幹活的遊民無賴，喜歡十幾個或幾十個人聚合成為一夥，在鬧中取靜的地方，半租半借幾間房屋，支口大鍋同灶而食，屋裡除大炕葦蓆和一些炊具桌凳外，就是暗藏些械鬥用的蠟杆子、花槍、斧頭類。斂財的方式，大抵與各埠流氓相似，如開賭攤抽頭、立私爐鑄偽及欺行霸市、冒充牙儈、把持津渡、攔河取“稅”，以及佔碼頭開腳行、吃講茶辦賽會等等，再就是受僱於人，聚眾械鬥。
最能體現混混兒特色的，是雖無武藝卻不畏皮肉苦痛的“賣打”之勇，多在爭行奪市的勾當中展露頭角。以“攪賭局”為例，開賭抽頭，最易引發垂涎者，想分一杯羹，就要靠“攪”。攪賭局的方式有多種。或者是單槍匹馬衝進賭局，破口大罵，乃至搗亂，照例就有局頭豢養的打手衝上來揍他，混混兒的本事，就是插上兩手，抱住後腦，胳膊肘護住太陽穴，兩條腿剪子股一擰，夾好下身，側體倒下，剛巧把賭局的大門攔住，然後聽任打手痛毆而不還手，嘴裡則潑罵不停，哪怕皮開肉綻，血流全身，也不能有呻吟，更不能討饒。這陣勢僵持下去，眼看著賭場就開不成了。局頭喝一聲“擎手吧！夠樣兒了”。打手便立時停手，自有人出頭說好話，安排將被打者抬回家去養傷，送錢送禮。待傷愈後，經人牽頭講條件，每天由賭局送一兩吊錢作津貼，風雨無阻，分文不少，名為“拿掛錢”。這混混兒的身份，也就算“混”出來了。再厲害一點的“攪”法，是跑進賭局後，不動聲色，徑至賭檯前，抽出刀子，在自己腿上剜下一片肉來，代替押寶的賭資，將賭客嚇得膽戰心驚。局頭知道是來取鬧的，吩咐手下道：“來人哪，給這位朋友上藥。”便有人拿一把鹽末給他捂在傷口上。咧嘴喊疼的，叉出門去，這叫“栽了”。有能耐的，談笑自如，不露出一點痛苦模樣。少不得經人說合，結果也可以每天“拿掛錢”。至於集體性的攪賭局，則以整個沒收相威脅，少不了是雙方一場惡鬥，敗者退出，勝者佔有。若打不出勝負，再經旁人說合，形成共同佔有的局面。
說到混混兒的集團性械鬥，更是觸目膽寒。出發前先擺列兇器，名為“鋪傢伙”，意在示威。假如同對方有“死過節兒”，預先選定幾個人準備犧牲，或自告奮勇，或用“抽死籤”的方式取決。即使當場死不了，事後若需要，即由這幾個人頂名投案，承擔兇手罪責。開打時，真能抖蠟杆子耍武術的沒有幾個，餘者一概不過是蠻打死剁。但一般情況下只限於頭破血出，肢體傷殘。如無必要，誰也不願釀出人命重案。及至鬥到酣處，甚或失手釀出人命了，才有人出頭勸止。最妙的是，混混兒械鬥正酣時，有彈壓之責的官兵並不當場抓人，全遠遠地站在一邊瞧熱鬧。等他們打完了，自然會各出一批人頂兇投案。而到衙門裡“過堂”一節，也是他們顯示“賣打”能耐的重要場合，屆時大堂下瞧熱鬧的擠得風雨不透，當事雙方尤為提心吊膽，生怕自己這邊的人出醜。什麼叫出醜？就是熬刑不過喊痛呼饒。舊時衙門裡的刑罰，相當酷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