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世家

第3部分 (第2/4頁)

不出孟嘗君所料，他們離開秦都半天后，秦昭王就後悔了，馬上派出軍隊追趕孟嘗君一行。孟嘗君抵達秦國邊隘函谷關時，正值半夜時分。按秦國關法，每天啟關通行的時間是早晨，而早晨的標誌則是公雞打鳴。孟嘗君急於過關，可是公雞怎麼會在半夜裡打鳴呢？真是急煞人。正惶恐中，又有一個隨從說，我會學雞打鳴。說罷，便當真像只公雞似地啼叫起來。這一叫，把函谷關上的公雞全喚醒了，也一起引頸啼叫起來。守關吏卒只當已是早晨，便開關放行。孟嘗君一行遂得順利出關。等秦昭王派出的追兵馳抵函谷關時，他們早已出了秦國邊境了。

孟嘗君豢養有“雞鳴狗盜”之徒的軼聞後來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可是北宋的王安石卻以嘲笑的口吻說：“孟嘗君真算得上是一個雞鳴狗盜之徒的首領呀！”（《讀孟嘗君傳》）

此話怎樣理解？或許就得從一部中國古代流氓史的發展源流上著眼了。蓋古代流氓的先驅，即所謂“罷民”（罷，讀作疲，解為“不愍勞作”而“乏於德義”。）、“遊惰”之類，作為一種社會身份，早在西周時期便已出現了。為此，西周政府曾專門建立一種用土牆圍築成的稱為“圜土”的強制性勞作場所，用來“收教罷民”，目的是使“其能改過”。但是，漫長的西周歲月，還只能算是古代流氓的發生時期。這類人真正成為一種社會群體，並且得以迅速發展，則是在東周時期。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公元前770年周都從鎬京遷往洛邑（今河南洛陽）後，中國經歷了500餘年的史稱“春秋戰國時代”的風雲激盪，傳承了千年的奴隸制社會形態，開始在一次接一次的深刻變革中趨向瓦解。社會大變革的潮流席捲和攪動了社會各階層。大批奴隸在掙脫了人身依附的鎖鏈後，成為具有自由民身份的農夫、工匠和商販；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無數古老氏族的後裔淪為庶人，由因襲長久的不勞而獲、養尊處優的生活，一變而為要面對著謀生的艱難。這兩類動向，都在為早期流氓群體的凝聚、構成和擴張不斷地輸送人源，反映在社會觀察家的評估中，就是戰國大儒荀況的一聲驚呼：“無國而不有罷士！”（《荀子·王霸》）換成現代語言來講，就是流氓到處都在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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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從“雞鳴狗盜”說起（2）

——偷竊現象日益嚴重。子產相鄭，孔丘相魯，都把打擊小偷作為體現政績的重要標準。韓非引用過的一個故事，曾多次在史籍裡出現：“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暮而果大亡其財。”甚而有人為兒子取名“竊”，讓莊周對如此世風日下大為感嘆。

——賭博成為一種社會公害，專業性的賭頭和博徒公然活躍於市上。魏國因聚賭發生流氓鬥毆，由此促成制定出中國歷史上第一條明懲“博戲”的法令。

——鬥毆乃至打群架的風氣到處蔓延，各種詭詐局騙的行為相繼出現。趙國中山地區頻繁發生“淫亂餘民”用女色“彈弦，遊媚富貴”的“美人局”。再從《莊子·徐無鬼》裡記載的子綦的兒子名叫的在燕齊間的勾當來揣測，拐賣人口的罪惡，似乎也已經流行了起來。

綜覽整個東周時期流氓群體的發展動向，最富有時代特徵的，大概要數列國權貴對他們的招徠、收容和利用。特別是到了春秋之末和戰國時代，這一特徵的表現益加鮮明。北宋蘇軾在《遊士失職之禍》一文中描述道：“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便是這一史實的概括。這些“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基本上是來自社會各個角落的流氓，以及同流氓有密切聯絡的所謂遊俠。而在率先為“雞鳴狗盜”揚名的孟嘗君門下，流氓更佔有大半。《史記》述其初封薛邑時，便廣招無籍遊民、逃囚和現行罪犯，並實行貴賤等一的膳宿制度。聲名傳開後，同儕竟奔其門。直到司馬遷為替他立傳而去薛邑蒐集材料時，還發現“其俗間裡率多暴桀子弟”。求教於當地父老，原來這正是孟嘗君留下的“遺產”：“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收羅“奸人”不僅使孟嘗君浪得“好士”虛名，還有實際作用，前述雞鳴狗盜逃出秦國只是偷兒伎倆表演。他路過趙國時，聽說趙人嘲笑自己個頭矮小，竟率領大家“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這就是典型的潑皮兇徒大亮相了。

和孟嘗君齊名並以“好士”知名的趙國平原君、魏國信陵君等人的情況，也大抵同雞鳴狗盜複合。如信陵君就網羅了不少像毛公這樣的賭棍。在著名的“竊符”事件中，他所以能得到魏王寵姬如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