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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多次講到“中”，強調“中”，對“中”抱有一種崇拜兼審美的態度，於是，“中”也就深化演化成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倫理範疇，乃至我們的國家也被稱為了“中國”。即為中國，也就以為真的居於天下的中央與中心了。對此，宋代石介在其所著《中國論》一書中寫道：“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這種居中的觀念，對中華古建築佈局等方面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而中華民族的圖騰之物——龍，這一從未有過的虛構生靈，其文化資訊在《周易》中也有記述，如“潛龍”、“見龍在天”、“飛龍在天”、“雲從龍”等等。《周易》中所說的龍，是古人對自身生殖崇拜而創造的一種巫術兆象，是由雲、雨、雷、電等自然天象的一種揉合與融匯。在此基礎上，才慢慢發展成了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龍的具象——“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龜，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
毋庸再舉了，《周易》的影響實在是太深刻了，它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源，它改變了古代的文化發展軌跡，它影響了我們今天的文化基質……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遠古的巫術智慧之果在起著某種決定性的作用。而後人三千多年來幾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對《周易》的詮釋與解說行為，無疑是對這一勢能的凝聚、助長、增加與強化。
如果我們能夠冷靜一些、客觀一些，將《周易》放在整個世界的大千文化景觀中加以考察，就會發現《周易》不過是中華古人認識、切入世界的一種獨特方式而已，它只是某種生存環境、生產方式、生活狀態下的產物。這一獨特的認知方式只能適合於某一時代某一空間，並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永恆。在多元文化的衝突、對話與融合中發展並存，才是《周易》應有的最佳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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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上帝之手”（13）
中華民族是一個早熟的民族，華夏文明也是一種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顆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幾分青澀與遺憾。早熟也是一種“透支”，其代價必須由後人來償付。我們是該為民族文化的早熟感到慶幸呢，還是感到悲哀？如果換一個角度，是否可以說《周易》是煮了一鍋“夾生飯”呢？對此，我時常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不管怎麼說，我們腳下這塊廣袤的土地、 我們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由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給決定了，這是我們站在今天反思歷史、開拓未來的一個不容忽視且無可更改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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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弄“上帝骰子”的千古奇商（1）
一
呂不韋是以一個成功的商人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
《史記·呂不韋列傳》說他是“陽翟大賈”，《戰國策》則稱他為濮陽人。陽翟屬鄭國，濮陽屬衛國，都是當時著名的商業繁榮城市。很有可能，呂不韋生於濮陽商人世家，而行商於陽翟，“往來販賤賣貴，”，只要哪裡的生意好做，能夠賺大錢，他的身影就出現在哪裡，行跡遍及趙、韓、魏、秦、楚等多個王國，也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國際商人”了。很快地，呂不韋就以其卓越的才識與出色的經商本事成為“家累千金”的鉅富而聞名遐邇。
然而，那時商人的地位卻極其低下。其衣服式樣，有著特殊的卑賤標誌；商人再富有，也不能乘坐高車駟馬；人們每每提及商人，都將他們視為不懂禮儀、毫無廉恥、奸猾狡詐的小人，並與罪犯、家奴等同。
寫到這裡，我的筆觸將稍稍展開，探討一下中國輕商傳統的歷史淵源。商業作為流通手段，是生產與消費之間不可或缺的橋樑與紐帶，促進了社會的經濟發展，使得人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理應受到敬重與鼓勵，卻為何總是飽受岐視、屢遭限制呢？我以為原因不外以下幾點：
一、以自給自足、自然封閉的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不太需要商業這一中間環節，即使少量的商業活動，也為封建官僚所控制，民間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商業經濟活動；
二、商業及商人只生產價值，不生產使用價值。一擔穀子，經過商人轉換到消費者手中，穀子只會少量損耗，絕不會多出一粒，這使得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生活的古代人們產生一種誤解，認為商業多餘，只有最基本的生產部門——農業才是天下之本；
三、由於地區經濟發展的極不平衡，特別是戰亂頻仍時期，商業的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