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刀鋒

第3部分 (第3/4頁)

拘而演《周易》……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孟子也曾寫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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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的“上帝之手”（8）

周文王歸返西周後，所幹的第一件事，就是渡過渭水，將曾經告密的親商近鄰崇國滅掉。然後，他將都城由岐周遷至灃水西岸，將全部關中平原據為所有。而對商朝，周文王還是對它保持著過去那種畢恭畢敬的態度，周文王“享國五十年”，終其一生，不曾有過一次正式的反商之舉。他是一個相當明智之人，他知道周人的勢力還趕不上商朝，父王血的教訓他實在是太深刻了，他不能輕舉妄動，要以暫時的屈從換來發展的時間與擴張的空間。於是，他不斷地征伐周邊弱國小國，將它們置於自己的統轄之下。文王死時，周國已將版圖與勢力範圍擴大到東至江淮，南及江漢，西南入於巴蜀的廣大地帶，“三分天下有其二”，為消滅商朝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基礎。

周文王死，兒子姬發繼位，是為周武王。又經過幾年的充分準備，周人羽毛漸豐，實力足與殷商抗衡，武王九年，大會八百諸侯於孟津，這才正式舉起反叛商朝的大旗。“孟津之誓”不到兩年，也就是大約公元前1057年，周武王親率大軍伐商，勢如破竹地攻入商都朝歌，迫使商紂王自焚身亡，接管了商朝的統治，控制了商朝的所屬地區。這年，周王朝在新都鎬京正式建立。

四

周文王的事業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興周滅商，二為創作《周易》。而這兩個部分又是那樣地密不可分，它們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貫串於他生命的始終。他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剩下的事，就該由後人來做了。

周文王雖然從未正式舉過反商大旗，但他奠定了推翻商朝的雄厚基礎——西周以一個蠻化小邦的身份崛起渭上，佔據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絕對優勢，並在《周易》中明確了反商滅商的政治綱領及興周建周的未來藍圖。周武王正是在乃父的基礎之上大舉興兵挺進中原，代商而立，一躍而成為華夏民族的實際統治者。

周王朝存世八百多年，在野蠻與征服、融合與發展、文明與進化等方面經歷了一番長期、艱難而痛苦的碰撞，爾後轉化、定型、積澱為一份豐厚的民族歷史遺產。

周代承續夏商的天神崇拜與祖先崇拜，將它們融為一體，發明了一套依靠血緣關係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融族權與政權合為一體的家國同構模式。　國君集天地人神、政德君宗於一體，是廣大民眾最高最大的家長，他以王權為中心，把宗教、政治、軍事、經濟等所有社會職能緊密結合在一起，嚴格貫徹到家族與家庭之中，形成一套禮樂有序、尊卑有差、上下有別的社會等級制度，並將這種宗法制度推向專制集權的道路。為此，西周在殷商統治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龐大而精緻的宗法制度和官僚機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王土王臣，又為周朝姬姓一家所有。家是國的縮小，國就是家的擴大。於是，西周在政體上實行分封制，將一塊塊土地分封給姬姓家族成員，形成一種小家、大家、國家相互融合的大一統“金字塔”式統治結構。並用一套與之適應的文明禮儀治理國家、統治人民。

我們常說華夏文化是一種早熟文化，其政治文化早在西周時期就已基本定型了，爾後便香火不斷，影響中國長達幾千年之久。它留下的遺產主要包括王權的政治與宗教合一、政治與宗族合一，王權的金字塔統治結構，王權的嫡長子世襲制，政治組織系統的尊卑有序，政治指導思想的道德倫理化等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道脈脈餘暉斜照在東方的中華大地。

西周，是華夏文化本體的形成之時，也是孔子心中典型的美好社會，他曾發自內心地說道：“鬱郁乎文哉，吾從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並影響至今的儒家學說，正是從西周的社會土壤中吸取了充分的養料，不少思想直接源於《周易》，有著一脈相承的“血肉”關係。

周文王所推演的《周易》，雖較以往是一次突破與超越，但當時肯定還只是一個大致的框架與雛形而已。《周易》，其實可以將它拆解為兩個部分，一為卦爻符號，它們由伏羲八卦兩兩相迭組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這是一個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框架與結構；另一部分就是卦辭和爻辭，即對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解說。解說部分由文字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