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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馬齊喑的始作俑者（4）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思想理論的一個總綱，其展開、充實與完善都反映在他此後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之中。
董仲舒所言，可謂“正合孤意”。漢武帝審閱這些策論之後，自然大加讚賞，大多采納，嚴厲推行：興太學、建庠序、置明師，將儒家所存的五部經典《易》、《詩》、《書》、《禮》、《春秋》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使得“經”成為儒家典籍的專稱；廢除諸子博士，專立五經博士，博士之官由此為儒家所壟斷，儒家之學也一躍而成為官學；將帝王的封禪活動及五行說納入儒家體系，以神化儒學，運用五德始終說詔令天下，改定曆法，使得普通百姓加深對儒家的神秘感，將其思想滲入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此一來，儒學不僅成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而且成為社會生活行為的一種準則與規範。“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假漢武帝之手，將儒學奉為永恆不變的###，奠定了儒學在當時以及此後兩千多年封建統治中的主宰地位。
獨尊儒學，雖然在維護國家的統一方面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曆史歲月裡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實在是太深遠了。其中一個最為直接的惡果，就是導致了儒學的政治化。對此，翦伯贊曾在《秦漢史》中論述道：“儒學哲學變成了封建制度之最高的政治原理，變成了衡量文化思想之標準的尺度。一切與這種原理相沖突的古典學說，即使比儒家學說含有更多的真理，也要從頭到尾被摧毀。從這一時代起，孔子便從諸子百家之中超升出來，變成了東方世界之羅馬教皇，而儒家哲學也就變成永恆不變的真理。誰要批判儒家哲學，誰就是名教的罪人，文化的叛逆。”直到今天，儒學仍被不少“衛道者”奉為不可更移的圭臬。
定儒家於一尊，這是類似於秦始皇大規模焚書的一次文化浩劫， 所不同的是兩者運用手段有別，一用強制毀滅的方式，一以柔性打磨的策略。漢武帝、董仲舒的鉗制手段遠比秦始皇、李斯高明，其改變也更為徹底，影響也更為深刻。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認為：“秦以後的文化曾遭受到三次厄運：一次是秦始皇的焚書，一次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又一次是明初的科舉制度。在這三次中，要算董仲舒所發動的這一次對封建政權的長期鞏固所起的作用為最大，其在文化上危害也最長遠。”
儒學一旦成為“國教”，也就變成了一門不是宗教的準宗教，廣大民眾的信仰在此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將那獨一無二主宰宇宙的上帝降格為封建帝王將相與儒家代表人物。一個沒有真正宗教的民族其想像力必然退化，思辨必然貧弱，信仰必然世俗，一個兩眼只盯著自己腳下的極端實用主義者永遠也不可能成長為一名偉大的巨人。
罷黜百家，使得全國只剩下了一門異化了的政治學問——儒教。當官的、教學的全都成了清一色的儒生，研究儒學成為一條通達之道，其他學說自然地就冷落了。孔子“學而優則仕”的主張，確立為正式的文官制度。從上到下，國人所讀之書、所明之理全部都是儒家的一套“玩意兒”。而儒家經典不過就那麼少量的幾本，其教義更不能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兩千多年來，全體儒生（幾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識分子）所幹的事情，不是誦讀六經，就是“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在一個狹小的圈子內左衝右突，怎麼也突破不了那張無所不在的“儒教之網”。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的智慧、才華與創造就這樣白白地空耗浪費，他們留下的所謂成果就是一大堆在數量上相當於其他諸子研究總和的沒有半點用處的儒學專著。國民性中的自我封閉、盲目自足、因循守舊、不思奮進等莫不與儒學的定於一尊密切相關。
儒教以禮為規範，仁為思想核心，義為價值準繩，知（智）為認知手段。而禮教壓抑人性，仁義限制經濟的競爭與自由發展，一味地講求道德使人變得虛偽，實用主義態度讓人變得卑微委瑣，懷舊復古使人陶醉於往昔的榮光中不思進取，三綱五常捆綁手腳束縛行為……人們沒了自己的選擇與思想，只能以統治者規範的儒家聖人與儒教經典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日子一長，國民的思想萎縮了，精神麻木了，情感異化了，創造僵化了……而封建統治者卻從中大獲其利，雖然君王走馬燈似的換個不停，但封建制度、專制政權兩千多年來卻一以貫之地延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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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馬齊喑的始作俑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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