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商:人類的第三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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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不知道！你的腦袋不是什麼都知道嗎？！”一向自信滿滿的秘書，頓時產生了一種嚴重的挫折感。

這些人真的是腦袋不夠用了嗎？我們不禁產生了一個疑問——我們人類的腦容量究竟有多大？能夠儲存多少資訊？我們必須承認，即使一個人再聰明，他一生中透過各種途徑獲得的資訊畢竟是很少很少的。尤其是對於目前人類生產的難以準確計算的資訊總量來說，單個體人類的腦容量及其短暫的生命時間，根本來不及完全吸收理解，也根本不可能全部運用於實際。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知識的增長和分化，已經超過人類所能承受的限度。這正應了中國那句老話：“海水不可斗量！”

人的腦袋，似乎真的不夠用了。

錢鍾書的“照相機”還管用嗎？（1）

也許更大的問題並不在於人類的腦袋能不能夠儲存人類生產的全部知識。最大的問題是——就算能夠全部儲存，又有這個必要嗎？

著名學者錢鍾書有著“照相機”式記憶力的讚譽。其實，何止於錢鍾書先生，中國自古以來，就從不缺少以博雅為高的文人學者。遠者，如韋編三絕的孔子、《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著名宰相王安石、大文人蘇軾等等。據《三國演義》第六十四回載，益州張松初見楊修，楊修出示《孟德新書》，以誇曹丞相大才。張松看了一遍，說是戰國無名氏所作，曹操“盜竊以為己能”，於是從頭至尾背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楊修大驚說，“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又據說，王安石在一次與下屬官員閒聊時，聽到其中一個官員話裡的偏僻典故有些錯誤，於是臉色有點忿然，說：“爾輩坐不讀書！”　中國古代文化人對知識記憶的準確性，可以說苛求到了極至。近代以來，擁有“照相機”式記憶的大人物也不少，如林紓、梁啟超、康有為等等，無不如此。但是，當“照相機”的記憶發展到了極端，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束縛創造力。

有一位與錢鍾書同樣著名的學者陳寅恪，也有著超乎常人的記憶力。在青年時代，陳寅恪就感嘆中國“無書可讀”。於是，陳氏負笈西渡，遍遊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十幾年後歸國，又再一次感嘆世界“無書可讀”。在陳氏的大作《柳如是別傳》中，他引用了經、史、子、集以及散落於各處的野史傳說書籍多種，又結合了政治史、經濟史、世界史、考古學、文獻學、民俗學等多門學科的論據，對明末清初的名妓、“秦淮八豔”之一柳如是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諸如此類的事蹟，還有陳氏頗被學界非難的一件事：利用博古通今的學問，考證唐代楊貴妃進宮之前是否處女的學術研究。其記憶力之驚人，恐怕也只有錢鍾書等極少數人可以媲美。

在驚歎這些著名文人、學者難以企及的“照相機”記憶力之餘，我們產生了這麼一個疑問：儘管擁有著這樣驚人的記憶力和這樣淵博的知識，但是，他們的學術成果卻更多地產生於文學、史學、考據、經學、倫理學等領域，而不是在思想領域，更不用說自然科學領域了。中國之所以長期停留在中世紀，而沒有產生“文藝復興”，沒有催生出“工業革命”，社會生產力一直得不到飛速的發展，與這樣一種讀書方式和文化風氣不能說是沒有一點關聯的。就像宋代文人，讀書極多，文化極高，議論起來口沫橫飛，排山倒海，但是到敵人興兵犯境的時候，卻拿不出一點應對之策，最終國家不免亡於異族之手。我們承認，他們這些人在文學、史學、考據等方面，以及文化建立等等方面是一流的，不可取代的。但是，這種讀書方式值得進入現代化、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為第一任務的所有中國人學習嗎？我們是應該反思一下了——“照相機”式的記憶力，真的那麼管用，那麼無往而不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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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的“照相機”還管用嗎？（2）

據說，錢鍾書先生在一次訪問美國時，參觀了美國的國家圖書館。他對記者說，我沒有想到，世界上還有這麼多書不需要讀。在錢老先生的話中，我們其實聽到了他對知識記憶的一種深刻反思。

中國秦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之所以得到儲存，據說是因為一位名叫伏生的老人能夠把那些書全部背下來。當人類進入　21　世紀的資訊社會，已經掌握了比印刷術更方便、更快捷、儲存量更大的資訊儲存與傳播的技術——電腦和網路，利用人腦儲存知識的“伏生”們已經圓滿完成了他們的使命，可以徹底地告別歷史了。

歷史不需要“兩腳書櫥”！

假如愛因斯坦在今天

也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