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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工會運動如虎添翼。然後，工會運動力量的漸增產生了自我強化作用，因為已加入工會的工人開始為想要組建工會的其他工人提供關鍵性的支援，如資金援助、提供糾察員等等。
我們不一定非要對這兩種說法做出取捨。將工人動員起來的因素，也促成了一個政權的上臺，而〃新政〃正需要這一政權來改變聯邦政策。就算羅斯福並非單槍匹馬地為強大的工會運動創造了條件，單就政府從老闆代理人轉變為工人保護神這一點，也無疑促進了工會的勃興。
不論政治、大蕭條與組織狀況各自在工會的興起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我們所知的工會的一切都說明，在中產階級社會的形成過程中，工會的新力量居功甚偉。許多學術研究表明，工會與〃大壓縮〃有關的影響主要有兩個。第一，工會提高會員的平均工資，同時間接地、幅度較低地提高非工會成員的工人的工資，因為在未建工會的公司裡，僱主為了減少工會運動對其工人的吸引力，會主動加薪。所以，工會有助於縮小藍領工人與薪資較高的經理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二，工會有助於縮小藍領工人內部的收入差距，因為工會可以為收入最低的會員談判爭取較高的工資增長，助其追趕收入最高的會員。反工會的僱主在努力抵擋工會組織者的影響時，也會帶來類似的效果。換言之，工會對工資的上述影響，恰好就是我們在〃大壓縮〃期間看到的情形：與經理、專業人員相比，藍領工人的工資上升，同時藍領工人內部的工資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