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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必須繼續追問：諸葛亮為什麼要大權獨攬，不肯還政於君？�
有一種說法是劉禪沒有執政經驗。比如《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就說諸葛亮“以禪未閒於政，遂總內外”。閒通嫻。所謂“未閒”，也就是不熟習。劉禪沒當過皇帝，當然是不熟習政務的。那麼，如果“閒”了呢？再說了，你不讓他實習、實踐，他怎麼“閒”得了？所以此說不通，或只能勉強做出解釋。�
我猜測，諸葛亮這樣做，可能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風追漢初，虛君實相”。我在《帝國的惆悵》一書中講過，西漢初年中央機構的設定，在中華帝國的歷史上要算是最好的。其最為合理之處，就是區分了“宮廷”與“朝廷”，或“皇權”與“相權”。皇帝是國家元首，主要起象徵國家統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腦，帶領官員實際管理國家，並負政治上一切實際之責任。打個比方說，皇帝好比是董事長，宰相好比是總經理。皇帝授權而不負責，宰相負責而無主權，一旦國家有事，皇帝就能夠以授權人的名義責問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擔政治責任。這樣，宰相領導的政府就有可能成為“責任內閣”或“問責政府”。諸葛亮主政期間的蜀漢就是這樣。《出師表》說：“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這就是既有“授權”又有“問責”了，是最好的。反過來，皇帝親政並不好。皇帝自己授權，又自己行政，則一旦國家有事，也就無人負責，無責可問，是不好的。所以必須“虛君實相”，即劉禪所謂“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可惜，諸葛亮一去世，就人亡政息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第二是“任重道遠，不敢放手”。《出師表》說：“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這是實話。諸葛亮是一個極其負責任的人。他總怕事情做不好，也總是不放心別人。寧肯自己累，也不肯放手。也許，在他眼裡，劉禪還是孩子，怎麼能把國家交給他？�
第三是“內外交困，危機四伏”。《出師表》說：“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這也是實話。事實上，諸葛亮全面接管蜀政時，蜀國的情況並不容樂觀。北有曹魏，東有孫吳，蜀漢政權內部表面上一團和氣，實際上矛盾重重。而且，正是這錯綜複雜的內部矛盾，使諸葛亮面臨巨大壓力，必須小心翼翼地處理他和同僚的關係，解決一系列棘手的問題。這些問題也只有他能夠處理好。這恐怕也是他不能輕易就還政於君的原因之一。�
那麼，蜀漢政權內部又有什麼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什麼？諸葛亮又是如何解決的呢？�
請看下集：難容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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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容水火（1）
劉備病逝於永安前，曾精心安排了一個“亮正嚴副”的輔臣結構，即託孤於諸葛亮，並以尚書令李嚴為副。但是，劉備去世後，李嚴並沒有能夠起到輔臣的作用。相反，他還在八年後被廢黜和流放。那麼，諸葛亮為什麼要這樣做？在這種斷然的決定背後，又有什麼深刻的政治原因呢？
上一集我們講了諸葛亮和劉禪的君臣關係，這一集我們講諸葛亮要處理的第二種關係：同僚關係。在蜀國，諸葛亮的同僚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李嚴。為什麼呢？同為顧命，並受遺詔。據《三國志·先主傳》，劉備臨終前曾“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李嚴傳》也說李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而且劉備還“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這個安排，和孫策死後的情況十分相似。據《三國志》之《張昭傳》和《周瑜傳》，孫策臨終前曾託孤於張昭，周瑜也“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諸葛亮擔任的丞相和張昭擔任的長史都是文職，或行政長官；李嚴擔任的中都護和周瑜擔任的中護軍都是武職，或軍事長官。周瑜與張昭“共掌眾事”，李嚴與孔明“並受遺詔”。一武一文，一副一正，真是何其相似乃爾！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在劉備的心目中，李嚴就是周瑜，或者希望他是周瑜。�
那麼，李嚴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嗎？�
沒有。李嚴不但沒有能夠和諸葛亮一起輔佐劉禪，反倒還在劉備託孤八年以後被廢，身敗名裂。這就和周瑜的情況完全不同，也為歷史留下了一個疑案。本集要講的，就是這個疑案。為此，我們必須把李嚴被廢的經過說一下。�
據《三國志·李嚴傳》，事情大體上是這樣的：蜀漢建興九年（公元231年），諸葛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