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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奔南”,譙周說,倒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早做準備(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現在,敵軍很快就會兵臨城下(大敵以近),我們也很快就會大禍臨頭(禍敗將及)。那些小兵小卒、小民小吏的心思,沒有一個是靠得住的(群小之心,無一可保)。只怕我們一出門,他們就動手了(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哪裡還到得了南方(何至南之有乎)?�
對於譙周的這一番理論,劉禪君臣並無一人反對。只有個別人反問說,現在鄧艾已經快打到成都了,恐怕他不會接受投降,那又怎麼辦(恐不受降,如之何)?譙周說,現在東吳尚未臣服,鄧艾肯定受降,他也不得不受降。受降之後,還不得不給我們禮遇。如果魏國居然不封土地、爵位給陛下,我譙周願意親自前往京師依照古義據理力爭(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結果,蜀漢君臣誰都沒有話說(眾人無以易周之理)。劉禪倒是仍很猶豫,他還是想逃到南方去。於是,譙周又上疏劉禪,講了一通南方絕不可去的道理,主要意思是南方少數民族原本不服(以為愁怨),見我“窮迫”,必反無疑。劉禪也就打消了念頭。�
既不能“奔吳”,也不能“奔南”,那就只有投降。顯然,劉禪投降與譙周關係很大。甚至可以說,劉禪就是譙周勸降的。比如陳壽就說,劉禪一家平安無事(劉氏無虞),蜀漢百姓免遭戰亂(一邦蒙賴),都是得益於譙周的謀劃(周之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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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力迴天(3)
這當然是正面的說法。作為西晉的臣子和譙周的學生,他大約也只能這麼說。但在持不同立場的人看來,這也等於認定譙周是“頭號賣國賊”。因此,痛罵譙周“誤國”,痛罵譙周“無恥”,痛罵譙周是“卑鄙小人”的聲音,在歷史上就不絕於耳。譙周,似乎被牢牢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
其實這也是可以商量的。第一,當時朝堂之上討論蜀漢政權何去何從時,劉禪君臣均無戰意。他們與譙周的不同,只不過他們主張跑,譙周主張降。甚至,他們也不反對降,只不過擔心降不了(恐不受降,如之何)。等到譙周拍著胸脯做出保證,也就都不說話了。由此可見,沒有譙周,他們只怕也會降。第二,譙周的話,雖然是“投降理論”,卻不等於“賣國理論”。就算是“賣國理論”,也不等於“一派胡言”。實際上,譙周的很多話是有道理的,比如“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比如南方乃“患國之人”,“必復反叛”。這些都是事實。第三,就算譙周“賣國”,也未必是“小人”。因為當時在“三國”之上,還有“天下”。天下終究是要重歸一統的。在天下一統的過程中,投降者又豈在少數?包括被諸葛亮譽為“良士”的董厥都是。如果都要算作“賣國賊”,豈非打擊面太寬?�
實際上譙周也不是什麼“小人”。從《三國志·譙周傳》我們得知,他是一個孤兒,跟著母親和兄長生活,長大以後迷戀古籍潛心學問(耽古篤學),終於成為非常博學的人,《三國志·杜瓊傳》稱他為“通儒”。當然,學問好,不等於人品好。學問挺大而人品極差的人,我們見得還少嗎?但譙周似乎不是。他不但沒有什麼“不良記錄”,反倒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地方。比方說,他家裡比較貧窮,卻絲毫不影響他對學術的熱愛,本傳的說法是“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如此安貧樂道,像是小人嗎?又比方說,他這個人,大約是有些其貌不揚又不修邊幅,而且說話直來直去的(體貌素樸,性推誠不飾)。所以,他第一次見諸葛亮時,所有的人都笑。本傳裴松之注引《蜀記》說,當時執法官要求處分那些笑譙周的人。諸葛亮說,算了算了,我都忍不住,何況別人(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但是,諸葛亮病逝,第一個跑到前線奔喪的就是譙周。這像是小人嗎?再比方說,諸葛亮去世後,劉禪常常出去遊山玩水,還要增加宮廷樂隊。當時官居太子家令的譙周便上疏力諫,希望劉禪“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這又像是小人嗎?�
譙周既然不是“小人”,為什麼又要“賣國”呢?也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他認為這個“國”該“賣”。或者說,他認為蜀漢早就該亡,甚至希望蜀漢滅亡。為什麼蜀漢該亡?因為天下必須統一,也必定統一。而且,在譙周看來,能夠統一天下的,就是曹魏。曹魏而非蜀漢,才是代漢而立的“天命所歸”。�
這樣說,有根據嗎?有。根據就在《三國志》的《杜瓊傳》。杜瓊也是大學問家,而且是譙周的前輩,譙周經常向他討教。有一次,譙周向杜瓊請教了“代漢者,當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