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社會的啟示:誰能拯救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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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8天后，在神職人員的斡旋下人質被安全釋放了。

美國當時的國務卿鮑威爾熱烈讚揚了這些國際志願者，並認為解救這些人質是應該負的義務。但是，在伊拉克問題上一貫追隨美國的日本政府卻唱出了反調，對這些國際志願者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認為他們給日本政府以及國民帶來了巨大麻煩。大眾媒體也和政府保持了一致，《讀賣新聞》和《產經新聞》都在社論中嚴厲批評這些人質以及要求政府從伊拉克撤軍的人質家屬。認為這些人質給政府帶來了麻煩，他們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一時以自己責任的批判喧囂塵上。作家星野智幸指出：在日本社會中，意料之外的多數人，沒有把精力放到如何解救人質方面，反而齊聲指責人質以及他們的家屬，簡直比武裝集團更兇狠。但是，政府和輿論的這種指責得到了眾多日本國民的支援，據《讀賣新聞》的全國調查，有74％的人支援政府的態度。一直和西方媒體保持一致的日本媒體這一次受到了西方媒體的詰難。義大利和法國被扣的人質在回國時都受到總統和總理到機場親自迎接的待遇，只有日本，人質是在一片指責聲中回國的。

在這樣一片指責聲中，自己責任論開始盛行。而且恰恰在這個時候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的現實，又使自己責任的流行增加了其社會基礎。此詞可以把成功的富裕者的現狀以及更多的慾望正當化，也可以把失敗的貧困者歸結為自作自受。自己責任成為對社會兩極分化追認的代名詞。

自己責任是個體社會的重要標誌。每個國民的安全和幸福不再依靠國家的保障，而是個人直接面對身體性、物理環境性、經濟性、精神性以及知識資訊性等各種風險，進行選擇，承擔風險，享受自由。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導論　從群體社會到個體社會（11）

自己責任成立的前提是自己決定。也就是面對風險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選擇。所以，每一個人都需要獲得能夠進行判斷的各種資訊。政府在減少對國民的保護責任的同時必須強化落實說明責任。而每一個國民必須在具有自己責任意識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意識對事物進行判斷，並且對這樣的決定以及產生的結果負責。但是，長期以來日本人具有抑制自己的主張而首先考慮調和自己所屬的集團內部意見的傾向，日本社會並不提倡憑藉個人知識和意識進行獨立判斷和決定的行為。

從日本的決策過程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明顯特徵。日本大到國會小到企業的決策通常尋求全場一致透過，即便是引進現代*制度，推行的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規則以後也是這樣。如果有一個人反對，就不能做最後的決策。這就使提案者和其支持者在表決前必須透過艱苦耐心的工作來說服反對者放棄反對意見，從而在最後表決時可以形成全場一致的結果。日語中“根回”非常形象地形容了這種事先交涉工作如同地面下樹根那樣的細緻和複雜。這種透過艱苦工作換來的全場一致並不能使反對意見消失，只是暫時的壓抑。這表明為了群體必須形成一種的聲音，個人的意見就只能壓抑下去，至少在表面上要放棄個人的意見。這也是日本群體社會中一種典型的表現。在日本執政的自民黨中，其最高決策機關的決策長期以來都強調全場一致這一原則的，“根回”是所有提案者和其支持者必須要做的工作。

小泉首相打破了這種習慣。他在任命內閣大臣時不再按照自民黨的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接受各個派別的推薦，而是獨自一人決定。在推行結構改革政策時，沒有用“根回”來取得一致意見，而是用肅清的方式把反對他政策的人趕出去自民黨。所有這些行為在政治家看來是“變人”的奇怪做法，但是這樣的決策行為得到了選民的認同和支援。在2005年眾議院大選中，小泉個性張揚的競選方式再次獲得勝利則說明了日本社會對這種新的決策手段的支援，群體社會賴以存在的最後一種典型形式決策形式也開始改變，這樣，從觀念到習慣，日本社會都正在開始接受個體社會的到來。

新自由主義改革推行的結果，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行政改革”的旗號下縮小行政的責任，主張競爭機制使企業在自我責任的前提下，把風險更加直接地分配到個人身上彌補了政府財政破綻後的困窘，使國民每一個人都承擔自己責任，從而使政府減輕了負擔　。另外，在企業制度的變革中，日本企業逐步放棄了人才培育的機能，轉而尋求速戰能力，強制要求員工進行自我啟發的同時採用競爭主義的人事管理，最終逐步放棄了傳統的終身僱用制度。這些表明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不會繼續發揮承擔風險的緩衝作用，日本國民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