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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達公司開始實施一項新措施：公關午餐，即跟那些懂得如何經營保險公司或鋁業公司的高階主管一起用餐。以往，他們跟辦公室的同事或股票經紀人一起用餐，談談高爾夫球賽事或波士頓紅襪隊的比賽，氣氛親切，但卻不如公關午餐對投資更有價值。
這種午餐制度後來擴充套件到早餐和晚餐。每星期，公司提供一份列印的名單，類似學校的菜譜（週一比薩餅，週二漢堡包等），只不過他們的“菜譜”是客人的名單，如週一是美國電報電話公司、傢俱倉庫公司，週二是某某公司等等，總有幾種不同的選擇。因為他不可能參加全部的餐會，所以他作了安排，儘量與他還沒有投資的公司主管見面，看看是否漏掉了有價值的資訊。比如，如果他對石油公司不看好、他就會與石油公司主管一起用餐，這種交談可能使他了解到，石油工業是否即將復興的最新動向。這種資訊總是對有關人士直接或間接有益，不論是製造商，還是供應商。
林奇每月至少一次與重要行業的代表會談，瞭解這個行業是否開始轉向或其他被華爾街忽略的最新動向，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警報系統。
他常常以這樣一個問題結束會談：你最尊敬的競爭對手是誰？如果公司主管承認其對手幹得一樣好或者更好，這是最有力的證據，他會馬上買進他們競爭對手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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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掌麥哲倫基金（4）
林奇由此得到的資訊並非專業性很強的，或高度機密的資料，他的客人樂於分享他們所知道的資訊，他發現大多數公司代表既客觀又誠實，公司經營狀況不好，他們承認；如果認為經營狀況將會改變，他們也會告訴這些投資者。
有意思的是，林奇認為華爾街的謊言比主街（即實業界）要少，這倒不是因為金融業人士比大街上的商人更像天使，而是因為他們太不受信任，以至於每句話都要受到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審查。他們沒有機會說謊。就算是矇混過關了，這種謊言也過不了下一季度的盈利報告這一關。
他總是很仔細地記下在午餐時或會議上碰到的每個人的名字，他們中的很多人他每年要聯絡多次，成為極有價值的資訊來源。對那些他不太熟悉的行業他們教會他如何閱讀其資產負債表，以及應該提出什麼問題。
林奇以前不瞭解保險業，直到他認識了幾家保險公司的主管，他們用閒談的時間，給他上了一堂關於保險業的速成課。他沒有保險專業人員那樣的知識，但他知道保險公司收入增減的基本因素，能夠正確地提出問題。他認為保險業的專業人應該利用他們的優勢，注意保險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去買鐵路公司或廢棄物管理公司的股票，因為他們對這些公司一無所知。
1980年，是卡特政府執政的中期，美聯儲正在為抑制經濟過熱而絞盡腦汁，利率因此上升到一個歷史高位，在這種環境下，儘管銀行業前景一片大好，但是銀行業的股票卻普遍低於其賬面價值。他發現這一現象，並不是坐在辦公室裡面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在亞特蘭大舉行的一次地區投資會議上發現的。
事實上，在會場的間歇期間他順便去了一趟亞特蘭大第一銀行，這家銀行連續12年保持高收益率。顯然，投資者低估了它的價值。5年後，當這家銀行與北卡羅來納州的沃切維亞銀行合併時，它的股價翻了30倍。華爾街總是對能夠生存或不能生存的各種企業感興趣，而經營狀況穩定的銀行如亞特蘭大第一銀行則不受重視，它的市盈率只有市場平均水平的一半。從這時開始，他對地區性銀行的品質留下深刻印象，並且對投資者的輕視感到困惑。
於是，他一家接一家地買進銀行的股票，到1980年，他把9％的資產投入到12家不同的銀行上。在1981年3月的年度報告中，他高興地指出麥哲倫基金的股東的錢袋兒乎翻了一倍；基金資產在這一年中增加％，而同期標準普爾指數只上升了％。
然而，令其困惑的是，雖然麥哲倫基金連續4年超過市場，但份額持有人的數目仍不斷下降，這個時期共有三分之一的份額被贖回。他猜測大概是他在為前任基金經理買單。這些人在基金合併時的損失終於補回來，於是變現走人。大量的贖回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資本的增加，使麥哲倫的增長率打了折扣。雖然麥哲倫基金在4年之間增長了4倍，本該有8 000萬美元的資產，但實際只有5 000萬。頭兩年，他只能持有50到60種股票，到1980年中，增加到130種，由於贖回的影響，他們被迫退到90種股票的規模上。
毋庸置疑，麥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