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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進行的這些鬥爭,對於帝國主義勢力滅亡中國的企圖,是一種打擊和扼制,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步,是一種推動。
對於作為近代中國第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意義,尤其必須給予足夠的估計。這是因為: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統治,給予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封建勢力以沉重的打擊。從此以後,整個反動統治就亂了陣腳,中國的反動派再也不可能建立起穩定的統治了。第二,辛亥革命結束了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年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體。它制定了一部具有資產階級臨時憲法性質的《臨時約法》,宣佈“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全體國民”。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從此以後,共和國的觀念深入人心,任何復辟帝制的企圖都不能不由於遭到廣大人民的反對而歸於破產。第三,辛亥革命在一些方面衝破了封建主義的樊籬,臨時政府又頒佈了若干保護和促進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從而推動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次革命還使得中國近代的教育、新聞出版事業、醫療衛生事業也比晚清有了較大的進步。第四,辛亥革命還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革命本身,給予人們以深刻的教育和啟發。既然長期以來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都被拉下馬了,那麼,還有什麼反動、落後的東西是不可以推翻或改造的呢?這個革命有力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的普遍高漲,鼓舞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為追求挽救民族危亡的真理而鬥爭的勇氣。雖然從根本上說,資本主義建國方案是破產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卻從此流傳廣遠,人們對革命的追求也延綿不絕。就是資本主義建國方案遭到破產這個事實本身,也是具有積極的歷史價值的,它成了人們探索挽救祖國危亡途徑的一個嶄新的起點、一種強大的推動力量。許多真誠地為實行這個方案而奮鬥過的人們,後來成了中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成了投身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鬥士,這絕不是偶然的。
第11節。
四、解決中國的問題需要新的思想武器
(一)新文化運動的意義和侷限
儘管辛亥革命的失敗已經宣告了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但人們並不是一下就認清了這一點的。
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以往少數先覺者的救國鬥爭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為中國國民對之“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容心”。中國國民的性質與行為的墮落,乃是“亡國滅種之病根”。因此,“欲圖根本之救亡”,必須改造中國的國民性。他們決心發動一場新的啟蒙運動,以期廓清矇昧、啟發理智,使人們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即矇昧狀態中解放出來。這個運動後來被稱為新文化運動。
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文化的鬥爭。這個運動是從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稱《新青年》)開始的。他在《青年雜誌》的發刊詞中說:“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志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不過,在政治鬥爭中,他們並非旁觀者。他們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傾注於清除舊思想方面,是由於他們認定“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國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基於以上的認識,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號,號召人們“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他們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他們以犀利的飽含感情的筆,去抨擊以孔子為代表的“往聖前賢”,去刺破舊中國的臉,去揭穿舊道德舊教條的醜態。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等對封建禮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訴,使反對“吃人的禮教”成了許多人的共同呼聲。陳獨秀提出的文學革命的主張,胡適對白話文的提倡,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和科學,即所謂擁護“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在陳獨秀看來,民主,既是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制度,也是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科學,則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而言。”他強調要用自然科學一樣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可是,詹姆士的實用主義、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和羅素的新唯實主義這類用自然科學成果裝飾起來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當時在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