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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宣言的內容之後，無不感到“無任歡喜”。
這兩方面的情況，對中國先進分子轉變自己的思想方向，使他們把自己的目光從歐美轉向俄國、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瞿秋白指出，對於五四愛國運動，“絕不能望文生義地去解釋他。中國民族幾十年受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況味。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裡。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頁。李大釗指出，近百年來飽受帝國主義摧凌的中國人民，“忽然聽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顛覆世界的帝國主義的呼聲。這種聲音在我們的耳鼓裡，格外沉痛，格外嚴重，格外有意義”。《李大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7頁。一些人由此出發，主張拋棄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像俄國人那樣，選擇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這是合乎邏輯的。《新青年》雜誌刊登的中國輿論界對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的反應中，就有人這樣說：這個宣言體現了新俄國憲法的“要剷除資本主義侵略主義的精神”，我們應當由此前進一步，去“研究俄國勞農政府的主義”，贊同“俄國勞農政府所根據的真理”。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國工人、農民和士兵群眾的廣泛發動並由此贏得歷史性勝利的事實，給予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推動他們去研究這個革命所遵循的主義。
青年毛澤東指出：“俄羅斯以民眾的大聯合，和貴族的大聯合資本家的大聯合相抗，收了社會改革的勝利。”由此，人們認識到，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十月革命的方法是“可以普及於全世界”的，“我們應該起而仿效，我們應該進行我們的大聯合”。《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341頁。
董必武曾經是孫中山的堅決的追隨者。他回憶說：“我們過去和孫中山一起搞革命，孫的路子不對頭，總是靠軍閥。革命發展了，孫中山掌握不住，結果叫別人搞去了。”“五四運動後，我們（就）想俄國與中國問題，開始談馬克思主義。”吳玉章也有類似的思想經歷。他說：“從前一套革命老辦法非改變不可，我們要從頭做起。”“透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確了。”他也是透過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和學習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開始走向馬克思主義的。
激流歸大海。中國的一批最優秀的分子，經過各自的摸索，走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來了。正因為如此，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之後，社會主義思潮開始注入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並且逐步地發展成了這個運動的主流。如果說，在以前的新文化運動中，人們的主要注意力還集中於向西方學習資本主義，只是偶爾才涉及社會主義；那麼，在這時，中國已經產生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已經形成為一股具有相當大的社會影響的思想潮流了。
不過，開始時，人們對社會主義還只是一種朦朧的嚮往。瞿秋白回憶說：當時，“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然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7頁。人們一時還分不清科學社會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一時還確定不了自己的信仰。無政府主義、革命的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等等觀點在各種報刊上紛然雜陳。中國的先進分子只是經過反覆的比較、推求，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
在中國大地上率先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旗幟的，是李大釗。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李大釗獨具慧眼，首先指出這個革命將開闢歷史的新紀元。在1918年7月發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中，他認為“二十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紀末葉之法蘭西亦未可知”。在同年11月、12月發表的《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