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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慶賀，就有點令人匪夷所思，證明了日本徹頭徹尾的實利主義。從此之後，日本進入了全面吸收引進盛唐文化的時代。在比自己強大得多的大唐帝國面前，日本低下了謙恭的頭，就像它戰敗後在山姆大叔面前低下頭一樣。
強者崇拜的背後
崇拜強者，本來無可非議。令人遺憾的是，日本人的強者崇拜中，包含一種小家子氣，而缺少公正的氣度。也就是說，當你比它強大時，它對你頂禮膜拜，謙恭有加；等它把你的本事學到手，翅膀長硬了，就換上一張不耐煩的臉，與你分庭抗禮；等到你實力不如他，那就對不起，請你靠邊站吧，要不然就對你不客氣，那時，它是一臉的傲慢和殺氣。
遙想大唐帝國鼎盛之時，日本謙恭有加，先後十九次派出留學生（僧）到中國，從中國引進了大至文明制度，小到生活習俗的全部文化。等把這一切都學到手，就不再把中國放在眼裡。到了近代更是翻臉不認人，仿效西方列強，欺負起中國來；而且比起西方列強，日本表現得更加出格。
令人深思的是，19世紀中葉日本遭受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脅迫，“尊王攘夷”的激情中已包含對外擴張的因子。幕末維新志士、攘夷運動的精神領袖吉田松陰，1855年在獄中撰文，提出這樣的設想——
蓄養國力，割取易取的中國東北。
失之於美俄者，取償於朝鮮和中國。
號稱“日本伏爾泰”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後來將這種主張發展為“脫亞入歐”，在1885年3月16日《時事新報》上明確地宣佈：
我國不可猶疑，與其坐等鄰邦之進步而與之共同復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辦法，不必因其為鄰邦而稍有顧慮，只能按西洋人對待此類國家之辦法對待之。
順便提一下，這位得力於漢學修養，能寫一手漂亮啟蒙文章的東洋思想家，後來狂妄地叫嚷掃蕩一切“漢魂”，讓人看到一個吸飽乳汁之後，一口咬下母親*的逆子冷酷無情的嘴臉。讀到這裡，讀者或許會納悶：日本對西方強盜的模仿何以如此迅捷？彷彿天生就有弱肉強食的精神因子。
然而日本人的精神結構中，卻沒有西方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這決定了日本人的崇拜強者，就是壓迫弱者，決定了它侵略起中國、朝鮮來，比西方列強有過之而無不及。事實上，在所有侵略中國的列強中，數日本最貪婪，它不只在經濟上掠奪中國，還想在軍事上滅掉中國，把中國併入自家版圖。
正因為如此，面對戰敗對手，這個後起的暴發戶才會如此的殘暴，而使老牌帝國主義列強瞠目結舌。回顧甲午戰爭時日軍攻佔旅順時的獸行和後來的南京大屠殺，就可以知道這一切。著名西方史學家胡蘭德在描述日軍佔領旅順後的情形時這樣寫道：“當時日本將卒之行為，實逸出常態之外。四日間殘殺非戰鬥者婦女幼童。從軍之歐洲軍人及特約通訊員目擊此殘虐之狀況，然無法制止，唯有旁觀，不勝嘆息。此時得免殺戮之華人，全市內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為供埋葬同胞之死屍而被救殘留者。”對此，連日本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認，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曾對人說：“把俘虜綁上屠殺，殺害平民，甚至連婦女也不例外，這些似乎都是事實。”（見《日本外交史》）美國的一家報紙抨擊日本國是“蒙文明面板，具野蠻筋骨之怪獸”。四十年之後的南京大屠殺，就是這場暴行的放大。其實他們不只是對中國人如此，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這樣評價日本人：“他們在1942年2月佔領新加坡之後的殘酷行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們的殘酷程度，令人難以置信。雖然有例外，日本政府有步驟的暴行，使日本人給人的整體印象是冷酷無情的。我們忍受了三年半的恐怖和物質匱乏的生活。在東南亞淪陷區，數以百萬計的人丟了性命，被他們俘虜的英國、荷蘭、印度和澳大利亞士兵都被迫服苦役，以致形銷骨立，命喪黃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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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兩副面孔
骨子裡的小家子氣，決定了日本成不了真正的強者，而只能成為一個跛腳的矬個巨人。日本問題專家賴肖爾曾指出：“日本人對其他國家的態度猶如一個鐘擺，晃動於自卑感和優越感之間”。這就是說，在比自己先進的文明面前，日本人總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認真學習、模仿，等到把人家的東西學到手，就開始瞧不起以前的良師益友，自卑感於是變成優越感。賴肖爾還發現，日本人每次向外學習最後都轉向對抗，優越感極度膨脹使日本人“跨入可悲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