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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顯性化了。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在錢包鼓起來的同時，卻並不一定感到更富有，原因在於市場化發展後“什麼都要錢了”。
金融市場必須加快發展
在原來由親情和友情實現的隱性養老、隱性經濟互助、隱性意外事件互保以及其它人際利益交換被市場取代、被“錢化”之後，人們的收入是增加了，錢也多了。但是，如果各類品種的保險、養老、醫療、投資、理財產品不能夠發展到位，那麼，在中國人錢多的同時，可能反而對未來充滿不安。
道理很簡單，原來大家都把注意力和經濟收入投放在家庭、家族和朋友網路上，今天不記經濟成本的互相幫助和相互援助，是對自己未來經濟安全的投資，是在買人格化的保險，或是在放貸，這些為個人提供安全感。當這些經濟活動被逐步市場化、“錢化”之後，人們在家族、朋友網內的這些投入會越來越少，親情和友情更多的會以感情交流為主，而不是以經濟利益交易為核心。那麼，在這種時候，如果金融產品的豐富程度又有限，錢多了以後的中國人就會難以安排好未來的各種經濟需要，反而會對未來深感不安。這就好像在“打倒孔家店”後，如果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又沒跟上，人們要麼會惶惶不安，要麼會重建“孔家店”。
從最近我跟杜俊林同學組織的調查中看到，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金融產品已日益豐富，市場提供的各類保險、借貸、養老和投資品種越來越多，北京人的家庭已越來越定位在感情交流上，未來生活的保障功能正在進一步從血緣體系中淡出。相比之下，農村中國的金融很不發達，農村的家族結構雖然遠沒有過去那麼牢靠，傳統的農村社會結構也必然會在未來進一步解體，但是，雖然血緣體系所能提供的經濟安全感在農村正在衰退，還好農村的家族形狀還在，透過重新對家族網路的投資，農村人還多少能靠著親戚得到一些經濟互助和生活保障。可是，地區市和縣城的人們對未來最沒有安全感，在傳統家族和現代金融市場中間，他們哪邊都不靠，因為這些地方的人基本都是近代城市化中進入城鎮，已離開了自己的血緣家族網，所以他們不能靠家族、親戚實現經濟互助和安全保障；同時，那些縣城和地區市又沒有發達的現代金融。在兩邊都不靠的情況下，這些中小城市的人反而對未來生活最沒有安全感。
一方面，市場化、“錢化”出來的錢的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中國的金融發展水平總體還很低，投資和理財的選擇空間很小，只有少數有限的投資渠道。這兩方面擠在一起，特別是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國有金融壟斷的情況下，各種資產價格扭曲和畸形資產泡沫層出不窮，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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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西方的興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奪？（1）
在前面的章節中，筆者談到之所以美國更有錢，“關鍵在於美國有著讓人們能放心進行證券、票據交易的制度架構和金融中介體系。”很多讀者看了以後有兩類反應。第一，把未來的收入或財富證券化變現，無非是把未來的錢提前花，提前透支，這與以後花有什麼區別？第二，雖然在美國能把未來收入流、把“死”資產作證券化變現，但這並不能讓美國“更有錢”，因為錢的供應是由中央銀行固定了的，證券化的過程無非是將投資者手中已有的錢轉移到證券發行方的手中，這種支付轉移並沒有產生新的錢。
未來收入資本化之後
把未來的收入今天就資本化變現，其好處在哪裡呢？不久前，筆者有幸跟年輕的創業家沈南鵬談起這個問題，一說到這裡他立即領悟到其中的意思。1999年他創辦攜程，2003年在納斯達克上市使他立即成為億萬富翁。透過上市變現的是攜程未來多年的部分收入，所以他的錢不同於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錢。當然，有了這些透過證券化變現的“未來財富”之後，沈南鵬繼而於2004年投資分眾傳媒、建立如家快捷連鎖酒店等企業，其中，分眾於2005年成功上市，如家快捷正在上市申請過程中。去年，他辭去攜程的總裁和首席財務官職位，創辦美國私人股權基金——紅杉（Sequoia）在中國的分公司，開始更多的創投專案。換句話說，正是由於沈南鵬能夠把它創辦的攜程的部分未來收入提前變現，讓他今天的“錢”就多了億萬，他在過去幾年裡能透過利用這些錢做新的投資，從而創造更多的財富，也使他的發展空間進一步擴大。相反地，如果他不能將攜程和其他企業的收入流權利透過證券化、票據化交易變現，他的創業空間就要小得多。能否把未來的收入流作證券票據化，對企業的意義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