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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滋病只限於同性戀，這抑制了研究的進展和疾病危險性的公共教育。在非洲，歷來受到西方責備，認為是非洲人“把愛滋病領上了世界舞臺”，對於非洲人來說，連年遭受乾旱、饑荒、貧困以及許多富裕國家慣常忽略的疾病，而非洲人自己又缺乏資源與之戰鬥，愛滋病則更是給他們增加了恥辱。肯亞總統丹尼爾·阿普·莫伊宣稱“非洲的愛滋病報告是一種新型的仇恨運動”。早期愛滋病血液測試的一次失誤更加激起了非洲人的敏感，那次測試是由西方研究者實施的，它導致了對疾病在非洲大陸嚴重程度的全面誇大。沒有人對錯誤的發生做出任何道歉。部分是出於驕傲，部分是公開討論性問題時習慣性的不舒服，部分是為了保護生死攸關的國際貿易關係，許多非洲國家的政府繼續預設甚至鼓勵在自己的國家忽略愛滋病的存在。
即使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政府對愛滋病的研究也是漫不經心。CDC是一個囊中羞澀的機構，1981年成立到1982年，其研究經費不足100萬美元，與此截然不同的是，官方在1976和1977年花費了900萬美元用於研究29名男性死於軍團病（一種大葉性肺炎）的原因。加利福尼亞民主黨議員亨利·韋克斯曼用不妥協的語言表達了他的看法：
“毫無疑問在我看來，如果疾病出現在挪威血統的美國人或網球運動員之間，而不是同性戀者中間，政府的反應可能是不同的。受害者不是典型的主流美國人。他們主要是來自紐約、洛杉磯和舊金山的同性戀。軍團病襲擊了一群優越的白人異性愛者，中年的美國軍人。受害者的體面給他們帶來了一定程度的關注，用於研究和治療的基金遠遠大於迄今為止用於GRID受害者的數目。社會判斷的不是疾病的嚴重性，而是社會對染病個體的接受程度。”
到了1983年，當愛滋病與濫用靜脈注射藥物之間的聯絡已變得十分清楚時，愛滋病研究基金的申請也沒有得到透過。4月份，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驕傲地宣佈他們已發放了“整整24萬美元”用於疾病研究，為當年200萬投入總額的一部分。依據大多數美國研究預算的標準，這個數簡直不足掛齒。正如勞裡·加勒特記錄的，“愛滋病是無與倫比的。它觸動了使美國人兩極分化的神經：性，同性戀，種族，基督徒家庭價值觀，毒癮，以及個人對集體的權利和安全感。”
諱疾忌醫的政府
大部分非洲國家都面臨愛滋病的威脅，但是有些國家的領導人保護他們民族的榮譽，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竟形成了一種“官方倡導忽略或者公然政治撒謊”的風氣。地理學家皮特·古爾德將謊言、自欺及其後果進行了歸納。
在肯亞，總統將流行病增長的最初四年用於否認HIV的存在……他威脅取消任何報導愛滋病的外國記者的護照並將之驅逐出境，直到1986年才允許發表最無關緊要的“愛滋病標準”，同時命令衛生部少報已知病例，或者宣稱那些人中許多不是“肯亞人”。就在這時，內羅畢巨大娼妓人口中HIV感染率從17％上升到幾乎100％。她們顧客的感染率是多少無人知道。
1988年，辛巴威的一名陸軍准將被任命為衛生部長，他立即將愛滋病死亡人數從380人減少到119人，並禁止引用所有有關愛滋病死亡的案卷。官方以這種方式“阻止”了愛滋病的流行，因為不存在任何官方的有關證據。所有有能力進行測試的血庫全部禁止按實際釋出HIV感染率，這些是國家機密。
一名工作在愛滋病救護前線的烏干達醫生被驅逐出境，原因是他發現並如實報告了在坎帕拉醫院做產前護理的婦女中超過30％的人有感染。僅僅到了1990年11月，烏干達總統才允許官方承認避孕套，那時已有100多萬烏干達人被感染。許多具有第一手經驗的醫生估計實際的愛滋病發病率在80％…90％之間。
古爾德說的都是非洲國家的事，其他國家照樣存在自欺欺人。在泰國，愛滋病“是外國人的事”。泰國男人很少使用避孕套，而婦女則沒有機會要求她們的外國顧客使用避孕套，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性旅行家，從歐洲，美洲，或亞洲其他國家飛到這裡來，於是瘟疫便透過空中之橋遍佈世界。
愛滋病的末日還遠遠不可預期。不僅有這麼多的科學難題必須解決，而且還存在糟糕的資金問題。在發達國家常用的三重組合療法，一年的費用至少在1萬美元到萬美元之間，如果患者還需住院的話費用會更高，這在第三世界貧困國家根本支付不起。
吸毒：波及兩億人的瘟疫
198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