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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兩種武器的比較研究，計算出一枚千噸的核導彈能造成圓形平方公里的破壞，萬—8萬人死亡。在烏雲密佈中等風速的白天或夜晚，一枚攜帶30公斤炭疽孢子的同樣導彈將在10平方公里雪茄形區域造成3萬—10萬人死亡。
OTA然後選擇了一個特殊城市——首都華盛頓，比較了在三種不同天氣條件下的攻擊效果。每種情況下都由飛機沿順風方向在100公里距離內釋放100公斤炭疽孢子，在最惡劣的條件下——陽光明媚微風習習（兩者都會降低藥劑的效力）——將感染46平方公里，殺死13萬—46萬人；在烏雲密佈風力中等的天氣，將感染140平方公里，殺死42萬—140萬人；而在理想的條件下——寧靜清澄之夜——炭疽孢子將覆蓋300平方公里，殺死100萬到300萬人。在所有情況下那便宜得多的炭疽都比掩武器還要有毀滅性。當然，這裡的“人”都是虛擬的。
1∶2000：誇張的比例
低廉的成本使生物武器受到青睞，是恐怖主義組織或者削減防禦預算的國家最難忽略的。為了“影響”1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以高階炸藥裝備的火炮、炸彈和導彈大約需耗資2000美元，一顆核武器將以大約800美元完成此項任務，而化學武器則只是稍微便宜到600美元。而要達到同樣效果，使用生物武器僅僅只需1美元。
有一點我們必須牢記，在生物戰上擁有最多專門知識和資源的國家，美國、英國和前蘇聯，是在1972年正式宣稱放棄發展進攻性生物武器的，那時也正是基因工程革命開始之時。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很有可能用人工重新組合腺鼠疫菌的DNA，或者攜帶它的跳蚤，以至可以精確地控制疾病的傳播。例如（當然這純屬推測），有可能創造出一種跳蚤／細菌的結合體，它不能繁殖，存活時間短，攜帶一種毒性極猛烈且對所有抗生素免疫的微生物。能在每個感染者身上迅速達到約定的致命階段，但並不因帶菌者的遷移而擴散和放大。後續部隊只需一種有效的疫苗（可以從這種跳蚤／細菌的組合體中提取出來）以及足夠的耐心，在開始進攻前等待疾病在目標人群中燃盡。利用專門技能和裝置可以如此簡便地利用病菌，於是生物武器對那些既缺乏手段又缺乏資金加入核競賽的國家便越來越有吸引力。
人造瘟疫
1347年，詹尼伯格將死於瘟疫的屍體拋射到卡法城中，被後人戲稱為“生物彈道導彈”；特製的化學武器出現於第一次世界大戰，28萬名步兵死於法蘭西，1/4死於氯氣或芥子氣；最早將化學科學的發明用於屠殺同類的是日本人，上個世紀30—4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者肆無忌憚地在中國進行細菌武器的研究、實驗、生產並實際應用，給中國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憶。
1932年，日本在滿洲里設立了一個傀儡政權，1935年，在哈爾濱成立了731秘密研究機構。731八個部門中的三個分別涉及細菌學研究、戰爭研究與戰場實驗、細菌的大批次生產和貯存。他們研究了腺鼠疫、炭疽病、肉毒桿菌毒素、布魯氏菌病（波狀熱）、霍亂、痢疾、天花、斑疹傷寒的效果及其攜帶者（尤其是昆蟲），還有可能的解毒劑和其他藥物、化學毒素、凍傷以及動植物疾病。選擇如此偏遠的地方是為了使日本科學家不受干擾地在活人身上做實驗。大約3000名被日本人稱為“馬路大”的中國囚犯被這些研究者們殺害，日本人不惜進行活體解剖來檢查那些垂死者內臟的感染情況。
使用炸藥的常規金屬炸彈容易殺死細菌，為了能用於前線，731發明了“Ha”，含有1500個浸在炭疽或破傷風乳劑中的柱狀芯塊的鋼鑄炸彈。為了對付平民製造了能傳染炭疽的巧克力炸彈，這是一種25公斤重的瓷制炸彈，能容納3萬隻跳蚤或大量的破傷風、痢疾、傷寒或炭疽病菌，很少一點炸藥就能使它在目標上空爆炸。
1942年日本人在浙江戰役中嘗試了他們新款武器。1940年10月27日晨約7時，寧波，天色陰霾，空襲警報突然狂然狂鳴，一架日機竄入寧波市區上空，盤旋一週後俯衝而下，沒有掃射轟炸，卻投下大量傳單，傳單上畫有日、德、意國旗和兩手相握表示“中日親善”的圖畫。
下午2時許，日機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麥粒、粟米和麵粉，落在市中心開明街一帶，該處上空頓呈一片淡黃色雲霧，屋瓦上發出“沙拉拉”的響聲，居民們感到十分驚奇和恐惶。日機過後，發現跳蚤驟增，紅紅的顏色，形體略小，與本地的不同。後來才知道，這是一些吸飽了鼠疫病人的血液、體內充滿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