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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以他的冷靜、細心和審慎記錄下的症狀讓後世的人從中認識那神秘的疾病，但沒有人能夠確定是什麼導致了雅典的災難。修昔底德說災難起初是從“衣索比亞的港口開始的，從那裡進入埃及、利比亞以及波斯大部分地區”。在希臘它只毀滅了雅典和“居民最多的其他城鎮”，五年後災難才完全消失。歷史學家阿諾·卡倫推測這可能是麻疹、腥紅熱、天花、傷寒或某種不再存在的疾病在歐洲的初次登場；另一種猜測是一種流感或類似的疾病因葡萄球菌感染而複雜化了，導致了中毒性併發症。
法國政治版圖的重構
“當瘟疫最終開始肆虐的時候，在整個地區，有如此多的人喪失生命，到處都是屍體，數目之眾，根本就不可能一一清點。由於棺材和墓碑都極其缺乏，所以一個墓穴當中往往埋了10具甚至更多的屍體。在一個星期天，僅僅就在一座教堂內，合計就有300具屍體。死亡來得非常迅速。患者先是在其腹股溝或者是腋窩出現一個就像是被蛇咬了的外傷傷口，然後患者在兩三天內就會因感染而死去。”
上述文字見諸於《法蘭西史》中，作者是6世紀偉大的高盧—羅馬主教、歷史學家圖爾的格雷戈裡。他描述的是腹股溝腺炎在法蘭西中部的克雷蒙特所造成的破壞情況。
在圖爾的格雷戈裡生活的那個世紀當中，瘟疫毀滅今法國的部分地區至少達4次：543—544年，571—572年，581—584年以及588—590年。這些瘟疫對後來的法國曆史的性質也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在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之間，高盧（今法國的舊稱）處於羅馬人的統治之下。隨著時間的推進，羅馬的語言和羅馬的文化在高盧變得根深蒂固了。但在3世紀中期，日耳曼民族——其中包括一個叫作法蘭克的民族，攻進了高盧縱深地帶。幾十年後他們被擊退了，一個世紀之後，法蘭克侵略者們再次發動了進攻，他們獲准在高盧—羅馬領地上屬於今比利時的地區，作為羅馬的聯盟國存在。
5世紀，由於羅馬帝國西部在大量的日耳曼侵略者的壓力之下開始瓦解，法蘭克人趁機佔領了高盧北部的部分地區。到537年，法蘭克人幾乎控制了今法國全境。法蘭克人不僅準備開始建立一個帝國，而且還自視為是羅馬帝國在西方的繼承人。
法蘭克人幾乎在所有的方面都照搬了羅馬人的舊制，比如他們採用了羅馬的法律與語言、羅馬式的統治準則與宮庭禮儀、羅馬的天主教以及羅馬的頭銜。但是在政權中心的地理位置的選擇方面卻沒有遵循舊例。這兩點不僅僅在法國曆史上，而且在整個歐洲歷史上都被證明是至關重要的。
當然，瘟疫不僅僅侵襲了高盧，同時也侵襲了地中海地區的許多其他領地。整個地區的貿易都衰退了，到了6世紀末，能夠從南部港口榨取到的稅費已經減少到了讓法蘭克行政當局不再有任何興趣的地步。貿易減少了，人口減少了，財富也減少了。在這種情況下，權力也便自然從前高盧—羅馬南部地區的權力龍椅上消失了。瘟疫的打擊確實使得南部在政治上和經濟不再像以前那般重要，與此同時，北部卻日益強盛了起來。
回顧歷史，法蘭克國王們留在高盧北部的決定無疑是關係重大的。這個決定確保巴黎盆地成為了即將誕生的法蘭西國家的政治中心。並且這個決定也可能確保了法蘭克人統治下的“原法國”發展成為今日的法國。
瘟疫中的假先知
同時，瘟疫也造成了其他一些社會變遷。瘟疫在毀滅無數生靈的同時，也使得宗教的關鍵方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由於城市面對著大規模的死亡，在瘟疫所帶來的大量現象的煽動下，一種新的大眾對聖歌的應唱又日漸興盛了起來。祈禱與朝聖不再僅僅只是個體的事情了，城市裡所有的人都開始大規模地進行朝聖。朝聖成為了一種集體的活動，一種在信仰支配下的大規模活動。
成千上萬的市民在絕望當中走上數英里，人們稱之為禱告。這最早是在5世紀晚期高盧南部的維也內“發明”出來的，在當時是為了能夠在對付一次地震時獲得神的幫助。此後，禱告的形式得到了改進，並在6世紀中期晚期廣為流傳，因為所有的市民都想擊退連續肆虐的瘟疫。最終，禱告的傳統開始向法蘭西帝國疆界之外傳播，並逐步在整個歐洲西部都變得流行起來。
在瘟疫充斥四野的6世紀的法蘭西，另外兩種宗教現象也佔領了相當的陣地，從581—584年的那一次瘟疫爆發開始，反閃米特主義在官方有所加強。582年，法蘭西國王下令對大批猶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