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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方國家並沒有遵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他們找到了新的方法，那就是殖民主義和工業革命。殖民主義把人口遷移到新的地區，特別是新大陸美洲和澳大利亞等地，既緩解了人口的壓力，又增加了國民的財富，何樂而不為？
黃爵滋的奏摺，不過是揭開了鴉片的蓋子，透過鴉片貿易，可以看到帝國臨近死亡的影子。鴉片戰爭後，晚清近七十年的歷史，正是國人最為屈辱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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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辯論賽和林則徐的誤判（1）
黃爵滋的奏摺裡說洋人嚴禁其本國國民吸食鴉片，卻專誘他國，禍害別國百姓。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經在2001年《書屋》第三期發表過《天朝的崩潰與意識的困守？》的文章，裡面提到一個被國內學界一直有意或無意忽視的問題，即英國政府對鴉片貿易的態度。
樊先生在查閱了大量鴉片戰爭前的英國檔案後發現，英國政府承認清政府完全有權制止鴉片走私，對清政府所採取的禁菸措施，也並不企圖干預。1838年6月15日，當時的英國外務大臣巴麥尊給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的訓令中寫道：
“關於鴉片走私貿易，英國臣民破壞他們前去貿易的那個國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夠為此進行干預。因此，這些人由於中國關於此問題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損失，必須由那些因他們自己的行動造成該損失的人來承擔。”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一直被我們教科書認為是“鴉片販子保護人”的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卻是一個堅定的鴉片貿易反對者，在被林則徐驅逐到海上後寫給巴麥尊的信裡還說，他對英國臣民進行鴉片走私貿易“感到恥辱和罪惡感，並懷有深刻的厭惡態度”。
戰爭爆發之前，義律甚至想主動承擔起制止鴉片走私貿易的責任。也許他認識到，從長期來看，鴉片走私將危害到英國擴大其在華的合法貿易。義律顯然知道，英國鴉片販子並不把中國緝私官員放在眼裡，這些人已經熟知了那些中國官場的潛規則。義律天真地認為，他的出現將使得英國鴉片販子有所收斂。
在林則徐發起嚴厲的禁菸行動後，義律代表英國政府發表了大量措辭嚴厲的通告：
“本首席監督進一步釋出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擁有這種帆船、快艇或用其他方式裝配的小船在虎門以內從事該非法鴉片貿易的英國臣民：如果中國政府認為適於捕獲並沒收那些船隻，女王陛下政府將決不進行干涉。”
筆者無意否認鴉片貿易的罪惡性和清政府打擊鴉片貿易的正義性，但這裡引發一個問題就是，既然英國政府並不支援鴉片走私貿易，那林則徐的禁菸運動何以引發一場戰爭？
對於鴉片貿易的爭論，不論是中國還是英國，從來就沒有平息過。早在18世紀80年代，英國許多有識之士就一直在譴責並呼籲取締鴉片貿易，如沙夫茨伯裡伯爵就曾說過：“這個國家慫恿這種罪惡的交易是極壞的，也許比慫恿奴隸貿易更歹毒。”就連東印度公司鴉片代理處經理賽蒙也深有感觸地說：“鴉片產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淪喪。”
英國以貿易立國，很多英國人更加看中資本的逐利性，既然鴉片能帶來這麼巨大的利益，且鴉片在英國本土又沒有市場，看不到鴉片的危害，英國議會長期通不過禁止鴉片的法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於受害國的中國來說，鴉片走私貿易可能沒有英國議會里紳士們辯論的那麼輕鬆了。御使袁玉麟說過，百姓要是仍舊沉湎於鴉片的話，那麼“夫無以訓妻，主無以使僕，師無以教學子”，民心將毀於一旦。面對越來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內部也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黃爵滋主張制定新的法律，對吸食鴉片者限期一年戒菸，爾後查獲再吸食就殺頭。但當時大多數督撫都不同意這個辦法——由於牽涉到當時複雜的死刑上報程式，撲殺癮君子只能給各地督撫帶來無盡的麻煩。他們大都贊同去海口查禁，正如矛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潰》裡指出的，“禁菸責任推給海口，內地官員即可擺脫干係；能夠推到廣東最妙，禁菸成了廣東一省官員的事務，其餘省份當然樂得輕鬆”。
林則徐支援黃爵滋的建議，他說：“死刑是對吸菸者非常嚴酷的懲罰。但是用死刑威脅他，恫嚇他除去這種惡習是對的。吸菸之輩陷溺已深，會因戒菸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煙癮必須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