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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隊,擁有優先使用駝峰物資供應,以及獨立作戰指揮的權力,而陳納德的十四航空隊,也真的創下二次大戰的空戰歷史記錄。在極其有限的裝備與後勤狀況下,十四航空隊平均每月擊沉日本十五萬噸船舶(途徑南海與臺灣海峽)的記錄,日本的南北戰略運輸航線因此近乎癱瘓,竟造成日本國防工業生產面臨中斷的危機。這就是日軍會動用最後的戰力發動一號作戰,以掃除美軍十四航空隊在中國華南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迪威在三叉會議上,與宋子文大唱反調,演出中國戰區內鬥的全場“鐵公雞”,而且不斷以違背實情的言論(比方“中國不抗日”)誣衊中國,因此宋子文認為,假如不能免除史迪威的職務,中國根本不可能在華盛頓爭取到盟國的支援。中國戰區所有的努力,往往就在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惡意中傷的立場下,陷入無法收拾的困境之中,因此宋子文決定進行全方位的佈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撤換史迪威,以為中國戰區的內部消除這個心腹大患。
一九四三年十月,史迪威事件已經發展到一個關鍵時刻,就是在蔣介石長期的不滿,以及宋子文一再地努力遊說之下,羅斯福總統對於史迪威的許多言行與做法,也並不能認同,加上英國負責東南亞戰區的蒙巴頓也經常與史迪威發生衝突,宋子文提出了改組中國戰區基本結構的建議,以徹底解決問題,以及改進戰區運作效率不彰的危機。
宋子文建議,為了讓中國戰區代表,可以出席盟國的聯合參謀團,中國戰區最高長官,可以改由蔣介石任命一位中國將領出任,副長官由美國將領出任,參謀長由中國將領出任,副參謀長由美國將領出任,其餘參謀職位也是如此中美混合安排,這樣中國戰區就可以參加盟國聯合參謀團會議,為中國戰區爭取資源。同時史迪威也就可以因為中國戰區全面改組的名目,毫無痕跡地加以調職。
羅斯福原則同意這個方案,交馬歇爾與宋子文商議。馬歇爾知道戰區結構改組事關重大,若是中國今後可以出席聯合參謀團與軍火分配委員會,將是他最不願意見到的情況;而撤換史迪威的提議,則成為中美之間相互協商後達成妥協的下限。馬歇爾在權衡利害之後,同意犧牲史迪威,以拖延中國戰區的改組,宋子文也同意先換史迪威,在相機改組戰區的計劃。於是改組之事最後無定論,但當時中美的共識是,美國已經準備由索摩維爾(Brehon Somervell)繼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調往阿拉斯加州出任美軍第四軍軍長。
31。11 抗日戰爭史上最錯誤的決定
不料這個事關重大的歷史安排,因為史迪威設法牽動中國內部的政潮,而在最後一刻發生了變化。首先,各種有關宋子文“蓄意”藉史迪威事件,改組中國戰區來擴大自己派系權利的謠言,開始大量地出現。特別是將由誰出任中國戰區最高長官,更是熱門的權力鬥爭焦點。由於宋子文代表當時所謂“政學系”的力量,開始批判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以及何應欽等“舊派”團體,因此造成了他們的反彈,當時由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出面,整合宋美齡與“CC”派,開始與史迪威有直接的接觸。史迪威當然拿他的靠山作為威脅,假如他去職,馬歇爾將會全面的報復中國,杯葛所有對中國的援助,因此蔣介石考慮這些問題之後,竟然動搖了撤換史迪威的決心。
最糟糕的是,此時由宋家姊妹出面,央求蔣介石,表示她們負責說服史迪威“悔改認錯”,就不要撤換他,以免遭到馬歇爾對中國戰區的全面報復。何況當時開羅會議召開在即,史迪威已經熟悉緬甸的戰況,假如中國熱切希望盟國反攻緬甸,那麼很難找到比史迪威更為熟悉緬甸的“人才”'9'。
當然這也可以壓制宋子文的政學系的“奪權”,而蔣介石也不完全放心將中國戰區的司令官職務交給其部屬'10'。
在這個歷史重大的轉折時刻,蔣介石突然轉變立場,竟然同意只要史迪威口頭認錯,那麼就不必撤換他,也不改組中國戰區。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史迪威從原先已經得到通知,將要被調職的前夕,由於獲得宋家姊妹以及國民政府守舊派系的支援,而成功地留任。史迪威在這一場絕地大反攻的勝利,當然導致宋子文與蔣介石之間近乎攤牌的衝突。蔣介石與宋子文的關係於是決裂,宋與政學系相關的人馬遭到冷凍,蔣與愛將陳誠等人一併保持距離,以防他們的權利串聯與擴張;而何應欽則得到特別的重用,白崇禧卻失去了蔣介石的信任。由於上層權力的變化,中國的第六與第九戰區,都暗中受到特別的“待遇”,兵員補充與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