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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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將＇3＇，特別獲得日本海外駐軍將、校的支援，其基本的觀點也是站在防俄的前提之下。擴大派認為，當時蘇聯紅軍受到斯大林全面的整肅之後，在相當一段的時間之內並無對日作戰的能力，而中國才剛剛開始團結建設，實力還沒有凝聚好，因此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先給中國強烈的一擊，完全控制中國的華北，然後再回過頭來，以更大的戰略空間與戰爭資源，來對付蘇聯。這派觀點最為主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完全低估了中國反抗日本的決心，是遠遠超過他在形式上作戰之實力。在西安事變之後，中國對於日本的任何侵略，是絕對不會再作任何讓步了。而且中國一旦開始抵抗，就不會輕易停戰，因此日本要想再多佔領個華北，以增加抗蘇籌碼的策略，就成為日本陷入中國戰場而不能自拔的錯誤所在了。

在盧溝橋事變的前夕，日本軍政的領導人，面對這兩派的爭論，一直無法達成政策的共識，因此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初，的確是暫時減緩了對中國的侵略速度，直到四月，才透過對華北分離自治繼續施加壓力的政策，但也仍是舊調重彈而已。但是駐在朝鮮半島、中國東北以及華北的日軍將校，則是覺得假如再不對中國動手，將會失去立功與發展的機會，因此開始鼓譟不安地出現了“求戰”情緒。

而由於日本的經濟，受到全球經濟蕭條的影響，民生不安，特別是中國人民對於日貨的抵制（中國是日本產品最大的消費市場），日本政府也束手無策。因此當時日本輿論的傾向是，再增加對中國的壓力，一方面擴大對於華北資源的掠奪，一方面強迫中國政府取締民間對於日本經貿的抵制。

而蘇聯的斯大林，則是非常穩健掌握住中、日、蘇之間的矛盾關係，在西安事變中，斯大林對於確保蔣介石的安全，幾乎施盡全力；接著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議，將提供國民政府五千萬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應中國所需的軍火，這種直接把軍火交給反共的蔣介石，以增加其中央軍作戰能力的做法，也只有斯大林才會做得出來。中國與蘇聯也在加緊談判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中蘇的結盟與親近，是蔣介石為了抗日而做出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當時的中國，無力單獨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國際社會中，又沒有國家敢過問中日之間的戰爭危機。蔣介石認為，既然日蘇的矛盾已經接近戰爭邊緣，那麼中國可以冒險的接受蘇聯“魔鬼”（應是當之無愧）的援助，在必要時甚至可以拉蘇聯下水。

19。2　劍拔弩張的華北局勢

在日本而言，中蘇之間的關係改善，已經開始威脅到日本“反共抗蘇”的基本對外國策了。於是日本少壯派的軍官團體，開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與明確的理清對華政策，必要時動用武力來取得中國的華北，軍人出身的首相林銑十郎，既無法解決經濟蕭條的問題，又不能協調軍方對中國政策的爭辨，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請辭，由充滿忠君愛國思想的近衛文末公爵出任首相，但近衛對於軍人的駕馭能力極低。

正當日本政府的高層在爭論，如何對付出現與蘇聯團結的中國政府之時，日本的關東軍、朝鮮軍與華北駐屯軍的將校們，卻早已經等待不耐煩了，他們乾脆決定，由自己先進行各種軍事演習的準備，必要時自己動手。關東軍將機械化的部隊調往長城關口，並且經常進行以鐵路緊急運送部隊與重灌備的演習，日本的朝鮮軍也在進行調動日軍部隊，進行如何能夠越過鴨綠江與渤海，以進入中國作戰的演習。

而在華北的日本駐屯軍，自從調升其地位與臺灣軍平等地位之後，增加了一個混成旅團的部隊，駐軍總人數比辛丑和約所允許的兵力增加了三倍，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豐臺事件中，日軍硬搶佔了北平南郊的交通戰略要地豐臺，設立軍營（這些都是違反辛丑和約的做法）。這樣日軍在華北，早已完成了對北平的三面包圍，北平對外的聯絡交通線，只剩下西南的宛平與盧溝橋一線了，就這樣，日本在豐臺的駐軍，還不斷的演習如何發動攻擊，以一舉截斷北平對外最後的交通線。

早在兩年多前，蔣介石就把華北的冀、察兩省，交給二十九軍將領宋哲元等人，全權的運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設立緩衝區而與以日本週旋；而逐漸地，宋哲元對於南京是採取“七分合作、三分不合作”的立場。宋哲元在冀、察的運作，一方面設法敷衍日本人的壓力，對日本做出不少的讓步，讓日軍隨時可以在河北公然演習，日本商社開始到處投資發展，漢奸團體也就日益增加的發展之中。

宋哲元一方面也為二十九軍的自己人擴大勢力，到了最後，冀察平津所有的地方首長職務，已經完全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