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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如同歷史上許多重大的事件，盧溝橋事變在開始的時候，本來並不是一個事前經過設計的衝突事件，但是由於醞釀一場歷史鉅變的各種主客觀因素，早已存在與滋生之中，一旦出現了這個事出突然的摩擦，在一系列失控因素的影響下，就成為可以引爆全域性的導火線。
19。1 中、日、蘇之間的三角戰略關係
根據當時英國外交官對盧溝橋事變的描述，整個中日全面戰爭的歷史，其起源竟然只是在華北永定河上，一座歷史悠久的橋上發生的小事件而已。若僅以歷史事件本身而論，這種說法不完全不對，但卻忽略了在整個“微小事件”的背後，長達六年以上戰爭危機醞釀的背景。假如不是中國對於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已經到了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地步，當時的中國朝野，絕對沒有狂熱與固執到，只為了小小的盧溝橋衝突，就要擴大事端與日本進行一場民族之間的歷史決戰。
而更正確的看法應是，盧溝橋事變的本身，雖然只是中日之間多次衝突的一個小火花而已，但最後卻點燃了中日全面歷史決戰的燎原大火，這其中一定有著非常複雜的背景因素存在。
其實在盧溝橋事變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間衝突的危機，早已經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地步了。在中國方面，經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綏遠百靈廟之戰，以及十二月的西安事變之後，全國所有政治勢力所達成的共識是，不能再對日方任何的侵略，進行有損國格的退讓。因為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百靈廟之戰，華軍重創了由日軍背後支援的偽蒙古軍隊，等於間接打了幕後的主子一記耳光，使得全中國的民氣、輿論，及長時期在日本欺壓下所積蓄的怒火，又因此沸騰，認為中國的軍力已經足以對抗日本＇1＇，因此民意強烈的表示，政府不能再對日本退讓了。
西安事變之後，中國在形式上終於停止內戰，所有的軍政派系都開始團結起來，準備共同合作以對抗日本，因此國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內作為準備抗日的藉口。蔣介石很清楚瞭解到，他只有擺出不能退讓的抗日姿態，才能成為全國上下所擁護的最高領袖。雖然蔣知道，在當時，抗日的基本結構，在中國內部才剛剛開始成形，要想真正能夠有實力與日本進行全面作戰，至少還要有三到五年的準備時間，但是蔣介石卻無法違逆不肯再對日本做出任何退讓的民意了。
就當時的局勢而言，日本與蘇聯才是註定非要一戰不可的世仇，雙方從日俄戰爭的歷史上衝突，到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勢不兩立，都是導至日蘇必然決戰的因素，這都是蔣介石所非常清楚的。事實上，當時日本所有的國防與戰略政策，都是把防俄當成日本國家安全規劃的重點，就連侵略中國的東北與內蒙，都是為了爭取防俄之戰略空間與戰爭資源的構想。蘇聯更是把消滅日本的軍閥與財閥的共同體，當成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歷史任務，因此日蘇大戰的危機，一直在醞釀之中。
反而是，只要日本放棄侵略中國，中、日之間並沒有一定要決戰的理由，假如中日爆發全面性的戰爭，從歷史的觀點而言，無論是誰贏誰輸，最大的獲利者必然是蘇聯。蘇聯可以用最低的代價，同時侵略中國兼制伏日本。所以蔣介石原本希望，中國能夠儘量地對日本採取剋制政策，讓日本與蘇聯的衝突能夠提前爆發，這樣日蘇的第二次戰爭，絕對是世紀性大戰，到日蘇兩敗俱傷的時候，中國就可以擁有足夠的籌碼，同時向蘇聯與日本討回中國應有的公道，要知道蘇聯對中國侵略的程度，絕對不下於日本。
而在日本方面，對於是否要繼續侵略中國，而造成中國的反抗，也有著極大的爭論。日本一些政壇元老，都對中國的歷史有較深入的瞭解，所以他們主張對中國的壓力，一定要適可而止。這種意見，在日本的軍部中，以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少將為首的“不擴大派”，則是居於少數＇2＇。石原認為日本真正的世仇大敵是蘇聯，而中國在西安事變之後，已真正停止了內戰，國家開始有了全面的進步，同時抗日的民族共識已經形成，日本實在不易再刺激中國，而引爆中日的歷史全面戰爭，最後讓蘇聯坐享現成的利益。而當前日本應該好好地利用所佔領的東北與內蒙，開發資源，建立對蘇作戰的準備。假如日本真的還不能“知足”，見好就收，一定要繼續擴大侵華，終於會引起中國全面的反抗。那麼中、日之戰將成為一個無法脫身的戰略泥沼，會使得日本的國力耗竭，蘇聯剛好可以撿到個大便宜，而日本幾十年的防俄努力，就等於白費了。
但是在軍部中，居多數的是主張再給中國致命一擊的“擴大派”，首腦為杉山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