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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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全體軍民的共同結論是，雖然上海作戰失敗了，但是中國決心以更廣大之規模，從事更持久之戰鬥。

22。7　參考資料

蔣緯國編「抗戰禦侮」，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黎東方「細說抗戰」，王輔「日軍侵華戰爭」，黃仁宇「從大歷史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附註：

＇1＇　這場會戰的規模，可以說是自一次大戰德、法之凡爾登會戰（the　battle　of　Verdun，1916）以來，世界所發生之最慘烈的一場惡戰。

＇2＇　總隊編制的兵力接近一個軍，由於上海財政的經費充裕，以及規避日本的壓力，蔣介石允許稅警團總隊擁有德式正規軍的裝備，黃傑任總隊長。

第二十三章、陰錯陽差的南京保衛戰

日軍攻佔了南京，並且以無法想象的殘忍手法來對付中國的軍民，但這種歷史上空前的暴行，不僅無法屈服中國人的抵抗意志，反而更為激起整個中國民族的悲憤。中國人不怕死，也不怕凌虐，中國人即使真正地打完最後一發子彈、流光最後一滴鮮血，也絕對不會對日本侵略者屈服與投降。對於蔣介石而言，抗日的戰略已非常的明顯，中國可以丟掉首都，但是中國不會停止抗日，中國將繼續引誘日軍深入其廣大的戰略空間之中，即使這代表著更多的中國軍民要犧牲，更多的領土遭到摧殘與佔領，但是中國決心抗日到底。

在淞滬會戰尚未完全結束之時，有關是否要進行南京攻防戰，就已分別在中日雙方統帥部之內，掀起了重大爭論的“意見戰爭”。日本大本營方面是考慮是否有必要進攻南京，中國軍委會方面則是考慮是否有必要防禦南京。這種奇怪的爭論，看起來是有些荒謬，因為中日兩國既已全面交戰，日本理所當然要攻下中國的首都南京，以達到政治與戰略上“屈服”中國的目標。而中國當然要防衛自己的首都，以掌握本國政治與戰略的中心，指揮全國繼續的對抗日本。但是，當時之交戰雙方，卻有著非常特別的狀況，造成日本猶疑著是否要進攻南京，而中國則是考慮是否要防衛南京。

在法理的形式而言，中日雙方尚未經過正式宣戰的法定程式，日本當時對中國用兵的最高戰略目標，是希望保持速戰速決的作戰方針，儘量以區域性性的“事變”方式，採取分割的原則，來處理與中國的各種戰爭衝突，日本並不希望與中國進行全面的戰爭，以免陷入中國廣大的戰略空間之中，日本想要的是逐步蠶食中國。

七七事變之後所引發的華北作戰與松滬會戰，其實都已超過日本的預期了。所謂日本可以在“三個月”內亡華的構想，並非日本軍部單純、輕率與狂妄的設想，而是有著相當科學、實際資料支援的估計。在盧溝橋事變擴大，日本決定派兵進攻中國之時，日政府並無完全佔領中國的策略。日本確信中國在遭到幾場嚴重作戰的失利後，就會向日本屈服，接受讓日本控制華北與內蒙古的條件。同時日本可以進一步操縱中國的市場與資源，以支援與配合日本準備與蘇聯和美國之“終極作戰”。

23。1　日軍為應否進攻南京而激烈爭論

日本與中國進行的全面作戰，主因只是由於日本政府對七七事變處理失控，將區域性戰事演變成為全面大戰，使他覺得不妨利用這個機會，在華北給予中國重擊，然後迫使中國讓步，使得日本可以進一步的掌控中國的內蒙與華北地區，而不是日本預先設計與謀劃的結果。

日本沒想到因為海軍在上海的介入，給了蔣介石一個借勢轉換決戰地點的機會，因而引爆了八一三上海事變。日本軍部基於國家顏面以及軍方的形象，不肯也不願在上海這個國際都會作出任何讓步，因此才在上海與中國開闢第二戰場。日本原先在上海的作戰目標，也不過想要在上海痛擊中國軍隊，攻戰中國的金融、工業與經貿中心，造成對長江三角洲精華地區，以及首都南京安全的威脅，以增加其迫使中國簽下城下之盟的籌碼而已，因此日本的戰略規劃，還是進行華北決戰。日本當然知道中國的持久作戰戰略，是企圖“誘敵深入”、“以空間換取時間”，所以日本政府與軍部中，有不少負責的官員，包括首相近衛，外相廣田，大本營的參謀次長多田駿中將，都認為對華的戰爭，必須要能夠適可而止，之要能夠在區域性的衝突上取得勝利，並迫使中國接受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日軍就沒有必要繼續在中國深入的作戰，因為日本的資源有限，同時擴大與中國的戰爭，會影響到對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的最後決戰。所以在淞滬會戰中，日本大本營早就劃下日軍在上海作戰範圍